采写/何人斯
编辑/一然、陈纪英
“你完成三胎任务了吗?”
“一把年纪了,啥贡献没有,还欠了国家三个娃!”
放开三胎的生育新政出台后,众人反应不一。
厦门大学一位教授更是语出惊人,“不生孩子要受处罚!”
网友狂怼,“高昂的教育成本、沉重的车贷房贷、疯涨的物价、激烈的竞争、微薄的工资……随便拎出一个,都能击退我的生育意愿”。
面对不愿生育的育龄群体,国家想尽办法撬动生育意愿,出台各种鼓励配套政策。
然而,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无需国家催生,自掏腰包花费重金,甚至不惜放弃工作事业,也要求得子女。
据中国人口协会、卫健委统计,2000年初,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率仅有2.5%-3%,近年来,这一数值已经攀升至12%-15%,不孕不育群体规模已经高达5000万人。意味着每6对夫妻中,就有1对正在遭受不孕不育的痛苦。
他们通常会求助于辅助生殖技术——而目前最主流的“体外受精”方式,也就是公众常说的“试管婴儿”,每年,中国约有30万名试管婴儿诞生。
近日,台媒曝光,林依晨通过试管婴儿完成造人计划,这条备孕路她前后走了七年。艺人张庭此前也曾亲历过九次试管婴儿失败,前后打了一千多针。
明星尚且如此波折,于普通不孕不育家庭而言,试管婴儿的投入更是不堪重负——医疗资源供需短缺不得不异地奔波的舟车劳顿,女性承受的身体苦楚以及持续的精神压力,多次胚胎移植失败导致的高额资金投入等等。
接受《财经故事荟》采访的几对备孕夫妇,亲历了试管婴儿过程中的艰辛与无奈。
辞掉工作专门备孕,“我不想当非主流”
270多天,验孕棒上代表阳性的两条红杠终于姗姗来迟…..
徐杏子颤抖着双手,举着验孕棒,激动地叫老公过来确认。
本来按照流程,胚胎移植7天后,验孕棒才能准确进行检测,但徐杏子按捺不住“开奖”的迫切,从第4天开始就每天检测,验孕棒用了一堆。
起初,验孕棒呈现淡淡的灰色,这种颜色被准妈妈们称之为“意念灰”,代表着有变成阳性的希望。
徐杏子丈夫打趣说,“就这颜色,随便撒泡尿都能测到吧!”
直到胚胎移植后的第10天,验孕棒终于测出阳性,徐杏子喜极而泣,第一时间将照片发到试管婴儿病友微信群。
有人欢喜有人愁,群里一共八位中青年女性,都是同一天胚胎移植的病友。截止当天,仅有3位病友检测出阳性。
“试纸白的刺眼,这已经是第四次失败了!”群友肖如萌连发了一大串哭泣表情包。
“别着急,也许是胚胎着床太晚,再等两天返院抽血看看”,徐杏子连忙安慰。
相互慰藉、互通有无,已经成为病友求孩路上的心灵寄托。
众多病友中,肖如萌的一头白发让徐杏子印象深刻。起初她以为肖是病友的家长。后来才知道,肖竟然是同龄人。
35岁的肖如萌AMH值(抗缪勒管激素水平,是卵巢储备功能的主要参考指标)仅为0.18,被认定为卵巢早衰。
根据生殖中心给出的参考范围,35-39岁女性的正常AMH值应在0.147-7.49ng/ml之间,而且随着年龄增加,AMH值还会持续降低——年岁渐长的肖如萌要想求得子女,辅助生殖技术是必选项。
徐杏子的卵巢储备功能虽然尚佳,但在备孕路上也饱受折磨,“结婚七年,每天忙事业,忙着忙着,就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
今年三十多岁的徐杏子,生活在南方某二线城市,曾在国企分公司担任高管,工作的高压,导致她无暇生育。如今,同龄人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她和丈夫成为朋友圈的“非主流”,这种尴尬常常让她如坐针毡。
去年母亲节,单位组织女性员工聚餐,席间大家互道节日快乐,饭桌上唯一尚未生育的徐杏子,窘迫得无所适从。
来自亲戚的压力更让徐杏子不堪重负。
“有次春节回乡下奶奶家,比我小几岁的堂弟堂妹带着孩子回来,一直聊育儿经,婆婆担心我尴尬,找个借口把我支走了”,每每想起这一幕,徐杏子心酸又内疚。
好在双方父母还算体谅夫妇二人,不会明着催促。徐杏子的父母默默将书房改造成了婴儿房,随时准备迎接新生命;婆婆则在家里贴满宝宝的萌照,试图激发徐杏子的母爱。
“两边父母都退休了,都闲了下来,看到同龄老人含饴弄孙,内心很羡慕,又不想给我压力,憋在心里,我更是于心不忍”。
将备孕提上日程的徐杏子,2020年9月第一次到妇产科做孕前检查,
看到“双侧输卵管通而不畅”、“不孕不育”等字样时,徐杏子心中五味杂陈。鉴于已过最佳生育年龄,备孕越来越困难,医生建议徐杏子先备孕半年,如若不成功,可以考虑选择试管婴儿。
在闺蜜的安利下,她找到当地的知名中医开了中药调理身子。足足喝了半年中药,花费了一万多元,也没等来喜讯。
半年后,迟迟没有动静的徐杏子,最终走上了试管婴儿之路,“做试管婴儿,女方是很遭罪的,起初老公不同意,但生育最大的敌人就是年龄,再拖下去高龄产妇风险更大”。
负债20万还没成功,试管婴儿=重金求子?
今年6月,徐杏子和老公开启了试管婴儿之路。
之前,她打听到远房亲戚前几年做试管婴儿,前后花费了十几万元,考虑到不孕不育暂未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徐杏子特意从家庭存款中,拨出了10万元作为生育基金。
与嘈杂的妇产科不同,试管婴儿科拥有独立的实验室、B超室、抽血室等职能部门,更像一个单独的生态系统。
崭新的大厅、粉红色的IVF(体外受精)LOGO,护士人员的细心专业,都有别于传统的医院科室。所有检查和手续在一层楼就可以完成,节约了时间,也试图缓解患者对医院的抗拒心理。
这样的就医环境,让徐杏子的紧张稍微舒缓了一点点。
从前期体检到试管建档,徐杏子夫妇的各项指标都算健康,前后虽然耗时两个月,也算是稳步推进。
如今的徐杏子对于各种试管婴儿知识,如数家珍——当下,试管婴儿常用的促排卵方案有拮抗剂方案、长方案、短方案、超长方案、微刺激方案、黄体期方案等;从技术迭代上,则分为第一、二、三代试管婴儿,第一代试管婴儿主要针对女方不孕不育,二代主要针对男方不育,而第三代技术则是对胚胎进行遗传学检测,避免染色体异常和遗传病等,以实现优生优育为目的。
完整的试管婴儿方案,从排卵到体外受精,再到胚胎移植,以及妊娠、保胎到最后婴儿出生,计为一个周期。
其中,一代、二代一个周期的基础花费在3-5万元之间,而三代基础花费则在10万元左右。
医院会根据夫妻双方情况,选择适用方案。
经过漫长的检查后,主治医生为徐杏子夫妇拟定了超长方案和第一代试管婴儿技术,一个周期的总费用大概在6万左右;而患有卵巢早衰的肖如萌则选择了拮抗剂方案,一个周期的总费用4万起步。
上述费用还不包括各种额外的药物、针剂开支。
徐杏子隔天就要使用一支价值1505元的果纳芬,此外,抽血一次还要花费220元,“但只要能迎来宝宝,这些花费,我都认了”,徐杏子说。
胚胎移植后,徐杏子本以为要大功告成,但每天注射黄体酮、HCG和肝素,徐杏子产生了药物过敏反应,医生不得不改用价格更昂贵的黄体酮外用凝胶,一盒价格就高达1000元。
比徐杏子多使用一种生长因子的肖如萌,药费开销更大。
肖如萌家在农村,此前已历经四次失败,累计花费了20多万元,早已债台高筑——连续的失败,让她焦虑不安,30多岁就满头白发。
有次在医院,她手头里钱不够,硬着头皮向徐杏子借了137元,缴纳了医药费。
根据央视财经消息,有半数以上的患者需要尝试两次或两次以上才能成功怀孕,而超过三次都不成功的患者,付出的总费用将超过10万元——不妨对比下,2020年中国人均GDP仅为7.16万元。
成功配成5对胚胎的徐嘉怡,如今在为6000元的胚胎冷冻费用焦头烂额——家境普通的她,为了要孩子,前两年花费了6万元开中药调理身子,如今已经刷爆了几张信用卡。
试管婴儿的投入还不止于此,长期异地就医带来的差旅费用,同样不是小数目。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6月底,中国经批准开展人类生殖辅助技术的医疗机构共523家,但完整拥有一、二代试管婴儿牌照的不过396家,平均每省仅有10家,且大多分布在一二线城市或是省会城市——大多数不孕不育家庭,都要承担异地就医的差旅成本。
徐杏子每次排队抽血时,都碰到商家拿着小名片,遮遮掩掩推销住宿服务。
如今,不孕不育生殖服务,已经滋生出了完整的周边产业链,住宿只是其一,一次试管婴儿的周期通常持续数月,手头不够宽裕的异地病友,通常会优先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家庭旅馆或者短租民房。
肖如萌夫妇就以每天80元的价格选择了与病友合租,对比当地均价每晚三百多元的酒店,已经相当划算。而她的丈夫,则在医院周边工地干活,以维持开销。
据徐杏子了解,一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不孕不育患者,出于单次成功率、胎儿性别选择等考量,会飞往美国或者泰国进行试管婴儿。
在某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赴泰试管婴儿的费用和住宿路费等开支,一个周期共花费13万左右;而去美国做试管婴儿一个周期所产生的总费用,则在17万元左右,远高出国内试管婴儿的费用。
无麻取卵,“比痛经疼1万倍”
家境尚可的徐杏子,还没有品尝过类似肖如萌的经济压力。
可试管婴儿过程中的肉体煎熬,谁也免不了。
“为了检测卵泡发育情况,不到7:30就要到医院排长队等待抽血,下午两点再返回医院取结果,确定第二天的促排药量,一耗就是一天”。
频繁抽血的徐杏子,手臂长期淤青不散,注射针剂时,年轻的护士常常无法精准找到血管。
如今,在在试管婴儿流水线般的“调教下”,以前晕针的她,甚至还学会了自己在家注射。
即便如此,取卵时的疼痛,还是让她至今心有余悸。
由于当地医院不支持无痛麻醉取卵,她必须清醒着亲历取卵之痛。
取卵之前,医生曾安慰她,“无麻取卵的疼痛感因人而异,个体差异较大,绝大多数患者可以忍耐”。
但医生的安慰并没有让徐杏子完全放松,取卵前夜,她还是失眠了。
一夜无眠到天亮,9月23日早上,她躺在冰冷的手术床上,手术灯直射下来,她的双腿不自觉发抖。
取卵开始,长达35厘米的取卵针隐藏在B超的探头内,直挺挺的扎入体内。一阵胀痛从腹沟蔓延至小腹,针头在卵巢内刺破卵泡的每一步,徐杏子都能清晰感知。
医生告诉她,左侧卵巢卵泡的位置不太好,可能会有点疼痛,话音刚落,针头一阵费力地搅动,疼得徐杏子直冒汗,“比痛经还要剧烈一万倍”。
她努力调整呼吸,使劲掐大腿,试图分散注意力,不记得被扎了多少下,只感觉自己不断坠入黑暗。
十五分钟的取卵过程,漫长得像一个世纪,取完卵后的徐杏子,虚弱地躺在手术室外的休息区,心里颇有些不平,“老婆在这头取卵被扎,老公在隔壁取精,什么时候男人能装子宫就好了!”
而有的病友,在护士的搀扶下来到休息区,躺下后一直痛苦呻吟,干呕不已。
经历过鬼门关的徐杏子,这一轮最终成功获卵16枚,后期成功培育了10对胚胎。而同期取卵的另一位病友王惠,忙活一个周期,仅仅获卵4枚,且没有可用的胚胎,这意味着她又一次失败了。
王惠当场嚎啕大哭,“这么多年,为了怀孕,四处求医,我没有了工作,没有了存款,结果又失败了!”
“从促排到取卵、再到移植、最后到胚胎着床,就像一次一次地闯关,走着走着就有战友掉队了”,徐杏子感叹。
39岁的病友林华患有多囊卵巢综合症,取卵28枚配对胚胎10对,但均没有达到移植标准,还因取卵数量过多,导致了腹水、腹胀等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HSS)。
比起来这些病友,徐杏子还算是幸运的——尽管周期刚过半,十万元的生育基因就所剩无几,但验孕棒上的两条杠,让她终于有了盼头。
展望:何时扩大供给、纳入医保?
女性用户居多的“小红书”,关于试管婴儿和不孕不育的发帖超过2万+——从羞于启齿到乐于分享,越来越多的不孕不育患者,认可并选择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技术。
据《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2019)》数据,近年来,中国每年借助辅助生殖各项技术出生的婴儿超过30万,而2020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相当于每40个新生儿中就有一个试管婴儿。
但中国辅助生殖的就医资源依然相当短缺——总人口1.3亿人的日本,辅助生殖机构总数为562家,中国的人口数量是日本的10倍以上,但业仅有辅助生殖机构523家,按照单位人口拥有量计算,中日两国相差相近10倍。
以徐杏子所在的省份为例,常住人口四千多万人,她就医的试管婴儿中心,是该省省会城市唯二拥有试管婴儿牌照的公立医院之一。
同一天移植胚胎的8名准妈妈中,只有徐杏子住在省会城市,其余7人均来自本省下属县市,甚至偏远乡镇。
从前期检查到胚胎移植,患者至少要去医院20-30次,如此频繁的奔波带来了高昂的时间和资金成本,让许多不孕不育家庭望而却步。
随着三胎新政放开,越来越多的不孕不育夫妻,期望辅助生殖技术能够早日纳入医保——如今他们已经看到了希望。
今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首次提及,要建设供需平衡、布局合理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体系,规范不孕不育诊治服务。
今年9月15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581号建议的答复》又公布了“关于’不孕不育症’辅助治疗纳入国家医保提高人口增长的建议”的具体内容。
上述文件声称,医保部门考虑将符合条件的生育支持药物溴隐亭、曲普瑞林、氯米芬等促排卵药品纳入支付范围,并逐步把技术成熟、安全可靠、费用可控的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按照程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看到新闻的徐杏子,第一时间就把消息分享到了试管婴儿微信群,常年身心疲惫的微信群友们,第一次由衷地在群里欢呼了起来。(文中采访对象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