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事件持续发酵，特朗普签署禁令，谷歌断供，英特尔、高通、博通等美国企业跟进。美国随后发布90天“缓冲期”，华为及供应商在这期限内处理“断供”事宜。
这90天，是美方博弈的策略，中美双方已进入打打停停的博弈时代。这时期或许五年、十年，亦或更长。
本文以拉长五十年的视野，以贸易的底层演变规律以及全球化趋势，尝试以更加理性的思维看待华为事件与中美关系。从商品贸易到要素贸易，互补型贸易到重叠型贸易，洞悉中美贸易之逻辑，破解中美博弈之迷局。
01中美互补型贸易的阈值
1978年，小平同志主导中国改革开放。
1979年，中美建交，东方思潮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交汇。
1980年，里根总统入主白宫推动改革，打造“里根大循环”。
国门打开，潮水进来，最细致入微的永远只有商业与贸易。
中美建交时，双边贸易额只有25亿美元。如今中美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进出口总值6000亿美元，但两国正在展开一场激烈的贸易利益角逐。
从25亿美元到6000亿美元，中美这四十年有太多的利益、冲突以及故事。但贸易依然是中美最根本的主题，也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中美贸易，若脱离贸易的本质以及底层的逻辑，总有些云山雾绕、似是而非。
中美贸易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互补型贸易。
所谓互补型贸易，最简单理解是中国是美国的工厂，美国是中国的市场。中国的低廉劳动力及廉价商品，与美国的高科技，形成互补。
从贸易结构数据来看，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集中在机电和轻工消费品，如机电、音响设备及其零件占到了46%，纺织原料及纺织品占10%。美国主要向中国出口技术及资本密集型产品，集中在机械、汽车、航空、光学、医疗设备等。
这四十年，这种互补型贸易，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贸易思维，甚至全球化思维之中；也渗透到中美两国经济体以及家庭生活之中。这一切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理所应当，产业大分工、大转移，全球化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有问题吗？
有问题，持续的大规模的互补型贸易必然引发贸易冲突。
中美今天之所以走到火山口之中，是因为两国四十年的贸易之路实际上越来越偏离经济规律，最终触发两国利益的阈值。
贸易，尤其是互补型贸易，应该是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最佳办法。300多年来，不管西方经济学家们如何争锋相对，但有一点共识是，承认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手段。张五常先生曾经说：“互利贸易的方式可能是一个最佳的解决分配问题的办法”。
从贸易的起源理论来看，互补型贸易符合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中国长于大量低廉劳动及高效的全产业网络，美国长于资本与技术，二者都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如此，互补型贸易名正言顺，符合经济学逻辑。
从贸易结果来看，美国家庭享受了低廉价格的红利，获得了互补型贸易的经济福利。中国方面，互补型贸易推动中国快速建立了一套覆盖面广的制造业体系，国内财富也快速增加。
但是，互补型贸易如果长时间持续，且大规模发展，则违背了经济规律。过去，中美之间维持了40年的互补型贸易大规模高增长，实际上是两国要素市场供给扭曲、价格扭曲的一种表现。持续大规模互补型贸易，是要素市场失灵下的畸形贸易。
怎么理解？
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发展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时，提出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也叫要素趋同理论。萨缪尔森通过研究发现，两个国家发生贸易，如果要素市场自由化，那么这两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优势会逐渐削弱甚至消失，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要素价格会逐渐趋同。
举个例子来说，香港自由行开通之后，内地游客发现香港商品价格便宜，大量游客及代购赴港扫货，港货一时间供不应求，商品物价逐渐上升。这些年，港货价格优势逐渐被磨平，深港两地的部分商品价格趋同。
假如中美两国的要素市场是开放的、自由化的，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很难维持多久。为什么？美国劳动力价格高，中国劳动力会向美输出，从而压低当地工资；反过来，美国厂商也会选择在中国设厂，以降低成本。后者情况已发生，只是程度上还不够。
两国或两地一旦要素价格趋同，互补型贸易量则逐渐减少，要素型贸易会增加，属地化生产则得到强化，会同时出现逆全球化和要素全球化扩张。
但是，为什么中美两国依然还维持着强大的比较优势及要素禀赋优势呢？为什么中美两国的互补型贸易规模越来越大，贸易逆差也越来越大？为什么互补型贸易的惯性势能不断持续，却没有沿着价格均等化理论而缩小？
主要原因是两个方面：
一是客观因素。
由于国家壁垒的存在，如关税、移民政策、货币主权等，两国之间的要素市场无法完全实现自由化、市场化，供给机制容易失灵，价格机制容易扭曲。张五常说：“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但如果要素价格市场发生了扭曲，那么市场则容易出现租值消散，则无法保证贸易的效率及经济福利。
具体来说，受移民政策影响，中美两国或者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实现劳动力自由流通。土地、矿产资源、气候资源无法流通，这种属于天然禀赋。另外，最为关键的是货币市场无法实现完全市场化。
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掀起了一场金融自由化热潮，如今不少国家的资本市场、利率市场、外汇市场都已经实现了市场化、自由化。但是，货币市场终究不是一个完全的自由市场。
世界各国的货币供给，都来自货币当局。发行多少美元，联邦基准利率提高到多少，由美联储主席及理事会投票决定。美元的供给及联邦基准利率的人为调整，对利率及外汇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上个世纪80年代，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强势加息，高度紧缩货币，利率疯狂飙升，美元在外汇市场上大幅度上涨。沃尔克一手将美元托举到强势时代，一扫70年代的颓势。
货币和人才，是当今时代最为重要的两大要素资源。这两大要素无法在全球自由流通、充分配置，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要素价格趋同。这些天然的壁垒和国家壁垒，维持着互补型贸易的畸形发展。
二是主观因素。
主观因素主要指国家政策。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政策，对市场的影响很大。1980年代，里根改革之后，美国形成了金融资本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下，美元长期被高估，形成强美元、强金融、弱制造的格局。
这种模式，与美国经济实力有关系，但政策转变起到推动作用。反过来，政策改变加剧了这一模式的势能，促使美国强美元与日本低廉制造形成互补型贸易。
其中，外汇政策的人为干预起到关键作用。沃尔克抬高美元外汇后，其它国家的货币则出现大幅度贬值。1985年，美、德、英、法、日等五国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了人为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以阻止美元快速升值。
但是协议签署之后，五国发现美元贬值太快，其它国家尤其是日元升值太猛。两年后，在法国巴黎，美、德、英、法、日、加、意七国在巴黎卢浮宫达成协议。这次人为干预的目的是阻止美元币值下滑，保持美元汇率的基本稳定。
从1980年代开始，美元在外汇市场与外汇政策的共同作用之下，维持强势地位。
再看日本，二战后，日本为了复兴国内经济，决定以贸易立国，促进出口制造业发展，人为压低日元汇率。高美元与低日元的格局长期维持，这种人为干预的汇率政策促使日本出口制造快速发展。到了1970年代，日本已崛起，并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当然，这种外汇政策美国也是受益方，尤其是金融产业。美国凭借高价美元，大量进口廉价日货，同时在全球跨国投资。
除了外汇政策，还有其他政策限制要素市场自由化，如技术封锁法令、产业政策。美国、英国等17个西方国家，早在1949年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针对一些国家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
尼克松访华时，对中国的部分禁售品解禁，欧洲也放宽了对中国的技术出口。但是苏联解体后，欧共体终止对华放宽尖端技术产品出口计划。如今，欧美国家不少高端技术都对华封锁，这严重阻碍了技术要素的全球化流通和配置。中国手握大量美元外汇也没有办法购买欧美高端技术，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中美贸易逆差。
日本军工方面的高端技术产业，也遭遇美国政策的限制。美国某种程度上为日本支付了国防费用，日本不少军工技术只能从美国进口。这就相当于给日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盖了一个天花板。这种政策也不利于日美两国的技术资源配置。这些年，日本以各种名义试图突破这一个限制。
日本方面的经济政策主要体现在产业政策上。美国是一个反托拉斯国家，几乎没有产业政策，而日本则相反。二战后，日本的钢铁、化工、汽车、电子等重工产业及高端技术产业，都是在产业政策的扶持之下发展起来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产业政策有很多弊端，补贴型、壁垒型、国有直营的产业政策干预了市场自由，阻碍了企业竞争。但是，不可否认，当年日本产业政策所发挥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共同作用之下，两国之间要素市场长期扭曲，资源配置不充分，长期维持互补型贸易，无法转型到重叠型贸易，导致两国贸易结构及经常账户长期失衡，贸易赤字不断扩大，最终触发互补型贸易的阈值，爆发贸易争端。
美国科学家戈莫里和经济学家鲍莫尔在其《全球贸易和国际利益冲突》一书中，通过严谨的学术论证发现，在制造品、新技术以及规模递增的大企业时代，两国之间发生贸易，当贸易量到达一定的阈值，则容易引发重大利益冲突，而非全面提升各贸易国的福利。
两位学者从比较递增的角度解释贸易从互补到失衡，本文则从市场机制的角度说明这一点。
具体表现为，美国维持高价美元和强技术，海外投资，大量进口，相对少量出口，贸易赤字不断加剧。二战后的日本与当今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以及政策优势，本土制造，大量出口，贸易盈余膨胀。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贸易失衡，不管是赤字一方，还是盈余一方，都意味着贸易福利的损失。存有外汇与大量借债，都不利于资源的高效配置以及国家经济的增长。
但是贸易逆差还只是表现，互补型贸易巨额逆差背后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失衡、制造业衰落、贫富分化差距、社会矛盾加剧以及政府赤字高企。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美日之间产生了贸易摩擦，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美国指责日本对本土企业的保护，故意压低日元，人为制造廉价的日货。
美国不断地向日方施压，从贸易战打到金融战，试图让日本开放市场，促进要素自由流通，降低日本的价格优势。打掉价格优势，从而缓和贸易逆差，缩小经济结构失衡、政府赤字以及贫富分化的社会矛盾风险。
在关键的广场协议中，美元当时过度高估，日本贬值压力大，美国试图将美元贬值，同时日本也试图将日元升值，二者达成默契。
为什么此时日元愿意升值？
主要原因是，1980年代，日本制造业及出口贸易快速膨胀，日本政府试图抬高日元，推行国际化战略，帮助日本企业走出去，在外海投资设厂，从商品输出走向资本输出。事实证明，这一国际化战略为明智之举，只是日本政府错估了日元升值的影响，实行了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泡沫经济崩溃。
日本被动应战和主动出击，都代表着两国互补型贸易的冲突。这一冲突密集持续的时间长达十余年，两国打打停停，博弈的结果是不断地调整政策，构建新的贸易规则，美日企业都不断地调整经营策略，逐渐达成了一种新的平衡。
这种新的平衡是什么呢？它是否是中美贸易下一个时代的方向？
02中美重叠型贸易的破局
中美之间，打打停停，反反复复，但是两国并非没有出路或陷入迷局。
从国际贸易历史以及规律来看，二战之后，全球化贸易逐渐从商品贸易向要素贸易、金融贸易转型，从互补型贸易向重叠型贸易转型。中美之间正处于这一贸易转型的长期博弈期。
中美贸易往哪里转型呢？
我们先来看看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变化。日本的贸易结构是一种典型的垂直分工贸易，产业间贸易发达，产业内贸易落后。几乎在每个阶段，日本各类产品都凭借极高的性价比，快速占领美国市场。
1955年日本对美棉纺织品出口达同类进口总额的54.7%，引起了两国棉纺织品贸易摩擦；1968年，日本对美的合成纤维出口达同类进口总额的33.6%，又引发了两国纺织品贸易摩擦；1976年，日本对美国的钢铁出口占同类进口总额的55.9%，引发了两国钢铁贸易摩擦；此后，日本的彩电、汽车、半导体、航空运输、电子通讯等都快速占领美国市场，也同样引发两国贸易摩擦。
从日美贸易的商品结构，可以看出：1979年与1960年相比，日本对美国出口额从216.4万美元增长到824572.7万美元，增长了3809.4倍。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手表、电视机、录音机、台式计算机、摩托车、科学仪器、金属制品、合成纤维、钢铁等。
但是，经过几十年贸易摩擦后，美日双方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规则，两国的企业在这一博弈过程中逐渐适应，然后建立新的平衡。纵然，现在日本依然是美国第二大外汇持有国、债权国，但美日双方摩擦很低。
这是为什么？
日本在泡沫经济之后衰落了吗？其实不是，日本在2000年之后就逐渐摆脱了泡沫危机的影响，如今已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主要原因是，美日两国在长期的贸易博弈中，已经由原来的互补型贸易扭转为重叠型贸易。
我们具体来看看如今这两个国家的贸易结构。经过最近20年的淘汰和迭代，曾经对美国出口最多的手表、电视、录音机、台式计算机、金属制品、合成纤维、钢铁都已大幅度萎缩。
如今对美国出口量最大的是发动机及小轿车、飞机及直升机零部件、机动车辆用变速箱，以及知识产权、金融等服务贸易。而美国对日本的出口商品，主要是粮食饮料、工业原材料及配件、汽车及飞机交通运输成品及配件，以及知识产权、资本性服务贸易。
从贸易结构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之前日本以低廉价格制成品出口为主，但如今美日两国都有不少贸易是重叠的，日本不再单以价格见长，美国也不再以技术见长，但两国互有优势、重叠贸易。
什么叫重叠型贸易？
比如日本向美国进口汽车，美国又向日本进口汽车。日本的飞机及直升机零部件卖给美国，美国也将飞机卖给日本。日本的发动机、变速箱、紧密仪器、光学设备、电网设备、机器人卖给美国，美国也出口同类产品到日本。日本与美国之间相互贸易专利技术及金融产品。当然，重叠型贸易也包括大量产业间贸易，比如日本出口发动机给美国，美国出口汽车电池给日本。
这是为什么呢？
与互补型贸易不同，重叠型贸易不再关注价格一个指标，制造企业及贸易商以需求端为出发生产及进出口商品。比如，美国人喜欢日本车省油、设计美观、驾驶感出色，而日本人则喜欢美国汽车质量过硬。日本人在网上购买亚马逊的商品，美国人也在7-Eleven购买日货。
那么，重叠型贸易如何形成？如何从互补型贸易到重叠型转型？
两个存在代际差的国家，一个技术发达，一个劳动力低廉，则容易产生互补型贸易。如二战后的日本与美国，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美国，独立战争后的美国与英国。具体表现为，中国组装、制造，美国投资、技术及设计；或者日本制造廉价制成品出口美国。
但是，发展速度相近的国家反而更容易发展为重叠型贸易。比如马来西亚与菲律宾之间，德国、法国、英国之间，美国与欧洲、2000年之后的日本之间。
二战后的日本与美国，独立战争后的美国与英国，如何从互补型贸易转型为重叠型贸易？
持续大规模的互补型贸易最终都会引发两国贸易争端。1905年，英国政府大臣张伯伦对美国发动了贸易战，谴责美国的高关税保护，以及低廉产品对英国的冲击。英国政府构建英联邦贸易圈围剿美国。
战后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冲突，与当年美国与英国的类似，都属于互补型贸易摩擦。
从历史经验来看，贸易摩擦实际上是两国利益博弈以及规则重构之际。但最终能否走上重叠型贸易的道路，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是否打破互补型贸易的要素壁垒？
一般来说，美方最希望打破所有要素壁垒，实行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贸易政策。这种政策可以最大限度地削弱中国以及当时日本的价格优势，同时发挥强美元、强金融的收割优势。
但是，作为贸易博弈方，日本在与美国的斗争中，采取的是逐步开放的政策。其中当时最为艰难的是纺织品和汽车两大产业。
1979年开始，日美两国开始就汽车贸易展开拉锯战。美国强烈要求日本对美实行自愿出口限制、日本汽车厂家到美国投资设厂以及开放日本的汽车市场等。
1980年5月，日本决定采取开放市场措施（取消零部件的关税、简化进口检查手续)。第二年5月，日美两国政府又就日本对美汽车自愿出口限制达成协议，规定：在1981年度至1983年度期间，日本每年对美汽车出口控制在168万辆以内，从1984年4月起扩大到185万辆，1985年增至230万辆。
与此同时，从1982年开始，丰田、日产、本田、马自达、三菱、富士重工等日本汽车公司相继在美国进行投资生产。
这三项政策，都极为苛刻。当时日本不少汽车企业担心，开放市场和限制出口带来严重的冲击，以及在美国设厂会大幅度增加成本。
不过，如此苛刻的贸易条件并未扼杀日本汽车企业。日本车企进入美国市场后，从1983年6万辆产量，很快上升到1989年的125万辆。后来，丰田汽车甚至力压美国通用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厂商。另外，本田、马自达、日产、三菱都成为名列前茅的车企，而美国如今只剩下通用和福特*。
1980年代，在国际化战略以及日元升值的推动下，日本企业大举进入国际市场。当年日本三菱公司收购洛克菲勒中心，引发美国人的恐慌。如今这一收购被国内演绎为讽刺日本泡沫经济的案例。实际上，这是一项经典的国际收购案。另外，7-Eleven品牌原属美国南方公司，2005年成为日本公司。
在要素市场的国际化、自由化过程中，日本企业在日美贸易争端中主动求变，对外投资。如今，日本一半的产值来自国际市场。所以，重叠型贸易一大特点是广泛的要素贸易，包括对外投资、技术贸易、共同研发等等。
二、是否完成产业技术升级？
从互补型贸易到重叠型贸易，并不是必然发生的，而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日本的转型，经历了非常痛苦的过程，中间日本还爆发了严重的泡沫经济危机，陷入持续的经济萧条。但是，日本是如何摆脱危机，转型升级的呢？
泡沫危机爆发后，不少日本企业大幅度缩减了产能和国际投资，白色家电、电子市场逐渐被中国企业抢占。
2000年之后，日本企业纷纷剥离了终端业务，他们向上游核心部件和商用领域成功转型。例如，松下从家电，扩展至汽车电子、住宅能源、商务解决方案等领域；夏普转向健康医疗、机器人、智能住宅、汽车、食品、水、空气安全领域和教育产业；东芝进入大型核电、新能源和氢燃料电池领域；索尼复兴电子的计划遭遇挫折后，强化手机摄像头等核心部件。
如今，日本在商用领域的大型核电、新能源、氢燃料电池、电力电网、医疗技术、能源存储技术、生物科技、机器人研发及高精软方面等建立全球竞争优势。由于上游市场不为大众熟知，我们很多人认为日本企业衰落了。夏普的液晶面板，松下的锂离子电池，索尼的摄像头，旭硝子的面板玻璃，这些核心技术及部件隐藏在各个品牌的智能手机、超大屏幕电视、平板电脑、电动汽车等里面。
所以，在价格优势自动或被动消失之前，中国企业必须努力建立竞争优势。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企业或许会遭遇更大的竞争压力，正如当前的华为。更大的竞争，反而会倒逼企业革新。相反，百度在温和的环境下，逐渐脱离了三强争霸的行列。
只有建立了技术优势，才能真正摆脱以廉价优势为主导的互补型贸易，才能跻身到国际市场中建立重叠型贸易。
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重叠型贸易比互补型贸易更好？
互补型贸易是一种传统的贸易模式，是两国现实的选择，也有人为的干预，最初符合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这种贸易关注的是供给端，中方的低廉劳动力供给及价格优势，美方的技术及资本供给；整体贸易诉求来自中方低廉的商品以及美方庞大的市场。
互补型贸易有着明显的要素禀赋优势，最容易“一见钟情”，吸引双方合作，贸易双方很快进入甜蜜期。但这种贸易的弊端也明显，如贸易赤字、经济结构失衡。
由于整体的贸易具有单一性，都指向价格，而汇率政策、经济政策、人为干预很容易扭曲价格，从而引发贸易摩擦。反过来，这种模式下，打贸易战的成本相对低，而且打击目标比较精准。
重叠型贸易是一种现代贸易模式，也是两国现实的选择，更取决于全球化、自由化的要素市场，符合新贸易理论。与互补型贸易不同，这种贸易关注的是需求端，双方的产品是否受到对方消费者的青睐，基于各自产品的技术、设计以及多方位优势，而不是单一的价格。
重叠型贸易不仅有商品贸易，还包括大量的技术、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贸易，尤其是国际资本投资，跨国公司设厂，共同研发设计，以及大量产业内的复杂贸易关系。如此，重叠型贸易可以降低互补型贸易商品的单一性和价格竞争的单一性，可以促进全方位合作，多元化互利，深度渗透，高度捆绑。
如果两个国家要素市场实现自由化，那么互补型贸易会逐渐转向重叠型贸易，两国或许会爆发贸易摩擦，但不易集中爆发或者不易剧烈冲突。原因是，这是一个缓慢的、细致入微的渗透。
与互补型贸易不同，重叠型贸易犹如人体神经网络一样将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它不受价格一刀切的影响，各个产业、各个公司、各个消费者因完全不同的偏好相互贸易。即使发生贸易冲突，也只会在某个产业、某些公司，而不是大面积爆发。国家意志和力量很难渗透到由不同企业、产品及消费偏好编制而成的复杂的贸易网络之中。
每个公司、每个产业的技术转型、技术迭代以及偏好选择在时间上、空间上都不同，不会集中在价格上或赤字上爆发冲突。例如，不少用户购买苹果手机，价格不是唯一的考量因素，还有品牌、设计、质量、软件系统等。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超越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最早提出从需求端考虑两国贸易。自1950年代初，经济学家里昂惕夫提出“里昂惕夫悖论”后，贸易理论进入了新阶段。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从供给端和要素禀赋论，进阶到人力资本、信息技术、管理等新型要素；同时经济学家林德提出偏好相似理论，正式论证了重叠型贸易。
当下，美国政府试图全面封锁华为，“卡脖子”技术问题再次引发广泛担忧。在互补型贸易中，“卡脖子”技术确实存在，而且容易遏制弱势一方的贸易“咽喉”。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我们是高通的大客户，高通不会断供；反过来，我们也会选择高通的芯片。但在互补型贸易中，掌握核心技术的一方确实占有有利地位，对方真有可能卡脖子，即使不断供，但在谈判中也占有绝对优势。
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核心技术，只有技术进步才能存在真正的重叠型贸易。但是，过度强调“卡脖子”技术，容易陷入一种误区。通用芯片、核电电网、发动机、人工智能算法、机器人、浏览器、操作系统、光刻机等等，“卡脖子”技术非常多，中国如果都掌握固然是好，但这显然不现实，也违反了经济规律。
强如美国、日本，也有“卡脖子”的技术在别人手上。世界上最顶级的光刻机在荷兰，日本、美国都要向荷兰ASML公司采购。为什么荷兰不卡美国的脖子？在过去二十年，日本真正失去的不是电子产业，而是信息技术的领导权。目前日本、欧洲在信息技术领域都落后于美国，但日本、欧洲没有被对方卡脖子，顶多是相互博弈。为什么？
因为在重叠型贸易中，双方相互“卡脖子”，美国掌握了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算法，日本掌握了飞机发动机、光学精密仪器。美国有机器人、变速箱，日本也有。如此相互卡脖子，贸易摩擦的成本极高，就像两个拥有原子弹国家都不敢动手。
所以，集中人力、财力攻克一些重要产业的核心技术，能够卡住对方的脖子，这才是关键，而非面面俱到，对每一个卡脖子的技术都“重复造轮子”。
华为任正非显然保持理性，他呼吁勿过度渲染民族情绪，不应该隔绝自己，国家一定要更加开放。他坦言，家人也在用苹果手机，华为公司很多来自IBM等美国公司的顾问。任正非曾说:“我们要深刻理解开放、妥协、灰度。”
从互补型贸易到重叠型贸易，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美贸易史上的一道坎，是中国贸易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的一道坎。这一历史性的转型期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当下每一个决策无法决定这一大势，只有持续艰难的博弈、努力的革新，才能逐渐融入大潮。
如今中美两国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两国人口总和占世界人口近1/4，两国经济总量约占世界1/3，双边贸易额占世界1/5。但是，表面的规模并不能说明中美利益深度捆绑。相反，在互补型贸易中，中美贸易关系是脆弱的，中国面临严重的替代性风险。只有与国际市场建立重叠型贸易关系，深度融合，血脉相连，纵横交错，中国才能建立稳定的国际地位。
中美之间，夹杂太多情绪、利益以及故事，唯有拨开云雾，深入底层规律，才能落子破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