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看完《攀登者》这部国庆档的大热门电影之后，许多人心头可能都会发出这样的一个感慨——暴殄天物。
在国庆档三部主旋律献礼影片，《攀登者》都是稳坐头把交椅的那名选手，这一点无论是从豆瓣上的“想看人数”，还是百度的搜索指数上都能得到验证（为避免近期四处传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影响，在搜索关键词中加入了“电影”二字）。
（百度指数对比）
但与民众们这样的热切期待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在《攀登者》开始全国大规模点映之后，愤怒的观众们那一片铺天盖地的针对导演李仁港的讨伐之声。
（图源自某知名问答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满腔怒火的网友显然还不清楚这部电影的导演与编剧其实是由李仁港先生兼任的。
许多在观看完电影后“终究意难平”的网友甚至发出了“我上我也行”的感慨：也许在抖音上随便找个视频博主去当导演，应该都很难做到比李仁港更差的地步。
看了这么多网友的吐槽，也许会有读者以为小柴是想说这部《攀登者》是一部大烂片。
但坦白说这部电影怪就怪在，虽然这么多人对其恨铁不成钢，可他还真算不上烂片，甚至还能称得上一句值回票价。
作为普通观众而言赶在建国七十周年的这个节骨眼上，去观看这部由吴京、胡歌、章子怡、井柏然等国内顶尖影星出演、为纪念几十年前那群登顶珠峰的英雄儿女们所拍摄的电影，最终的观影体验并不能算太差。
可这都是因为演员的演技、题材本身高度等因素为这部电影赚来极高的基础分在起作用。
一句话总结下来们，就是一部原本有机会冲击中国电影影史排行榜的电影，如今却因为剧本问题而大概率只能沦为一部平庸之作。
一想到此，就让人对片中那些为我们奉献出精彩演技的演员们感到分外地可惜；而对于凭借一个蹩脚剧本让整部电影沦落至此的元凶——导演李仁港，就有些让人觉得分外可恨了。
（回顾李仁港导演近几年的作品
评分都在及格与不及格的边缘徘徊）
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卡梅隆在《泰坦尼克号》里用富家女与穷小子的爱情作为主线，拍出了人类影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但李仁港在《攀登者》里强加的爱情桥段却是十足的东施效颦。
电影中无论是章子怡在海拔5800米处遇险，而上一个镜头还在海拔7000米以上位置的吴京，却能在下一个镜头中孤身赶来与章子怡汇合“英雄救美”；
还是那个没有矛盾就创造矛盾、没有冲突就制造冲突，在电影里几乎化身为反派人物的登山总指挥；
再加上最后那一幕让吴京化身“超级英雄”独自一人以双臂硬生生撑起了三米冰柱的场景，都让人怀疑自己到底是在看一部由真实事迹改编的故事，还是纯属虚构的动作大片《战狼4勇攀珠峰》。
当电影最后吴京与章子怡二人在珠峰顶上，占用着军用电台和宝贵的时间开始说起了你侬我侬的情话时，荧幕上方的世界又突然画风一转变成了琼瑶阿姨的言情剧，而荧幕下方的影院更是活脱脱成了德云社的相声现场。
几乎所有观众都被这出戏逗得哈哈大笑，是那种看着一个混不吝的糙汉拿着大锤晃晃砸玉器的那种笑。
每一个演员都几乎尽了全力地在表演，但当一个剧本满是逻辑硬伤、处处漏洞时，这些演员的努力已经难以挽回大局。
最终，同时身兼导演和编剧两职的李仁港先生，成功的把大伙期待中的《攀登者》，拍成了“一群无组织无纪律、爱逞个人英雄主义的愣头青铁头娃们为了爱情而攀登珠峰”的故事，也许电影改名叫《珠峰恋爱者》又或是《珠峰绝恋》、《珠峰生死缘》都更为妥当。
而历史上真正的珠峰登顶故事，无论是1960年带着政治任务的那第一次攀登，还是作为电影原型的1975年第二次登顶，其画风都应该是这样的：愿耿耿丹心，耀如赤日；铮铮硬骨，强似苍松。一往无前，万难不屈，偏向悬崖攀绝峰。仰头望，把红旗高举，直上云中。
事实上，以这两次珠峰攀登行动本身的惊险刺激与跌宕起伏的程度来看，如果李仁港导演能少一点自由发挥，甚至完全不做改编，只是单纯的还原史实，这部电影也许都能提升上好几个层次。
不如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1960年，一起来回顾一下我国的第一次珠峰登顶行动。
在今天，大家都知道珠穆朗玛峰的北坡是属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而南坡则是划归在尼泊尔的境内。
但其实在新中国刚建立的头十年里，关于珠穆朗玛峰的归属还颇有一些争议，我们的邻国尼泊尔在关于两国分界线的具体地点上始终胡搅蛮缠，认为珠穆朗玛峰应该全部属于他们。
（地球之巅 珠穆朗玛峰）
随着上世纪50年代，包括英国和瑞士登山队在内的多支探险队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先后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成功登顶珠峰，关于珠峰的归属权问题又开始喧嚣尘上。
“你们中国人说珠穆朗玛峰的北坡是你们的领土，可你们根本就没有人登上过珠峰，凭什么说那是中国的？”
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与我们还处于“蜜月期”的苏联老大哥在1957年11月，向中共中央寄来一封邀约信，提议两国组建“中苏联合登山队”计划在1959年向珠峰发起挑战，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纪念献礼时。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体委主任的贺龙对此大为支持，并在他的主导下说服了当时主管外交、因为顾虑“装备、人员存在较大缺口”而偏向拒绝的陈毅。
（贺龙元帅）
最终，随着1958年4月5日周恩来总理对此做出的最终批示：“可以考虑来”。新中国史上第一次，也可能是华夏五千年来中国人第一次尝试征服珠峰（北坡）的行动，被正式提上了议程。
一起挑战珠峰的共识是达成了，接下来自然就是具体的分工安排了。
经过中苏双方领导人的讨论之后，最终决定由苏联一方负责提供登山用的专业设备、特制高山食品等物资，而中方则负责全部的后勤运输工作，以及一些力所能及的低海拔用物资装备。
可能有读者对攀登珠峰这样的“地球最高点”需要的物资装备是一个什么样的难度缺乏概念，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年为了筹备那些“较低海拔所需物资”，先辈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首先是向国家计委、经委部门申请特别调取一批防寒的特级鸭绒、尼龙丝制作防寒服；
然后还要向解放军后勤部要来一批专供高寒地带驻扎官兵使用的轻熟大米，因为高海拔地区气压较低导致水无法加热到100摄氏度，因此必须要备足能够在更低温度下煮熟的大米作为食物；
此外还要从航空部门调取一些航空燃油，因为普通的汽油、煤油在那样的低气压环境下都难以正常燃烧……
这些一系列物资方面的筹备还是小事，更让人头大的还是之后的运输环节，往日不同今时，虽然经过人民解放军的努力，当时的西藏公路已经大体建设了起来，但是也还没能直通到珠峰脚下。
哪怕是已经建成的西藏公路系统中距离珠峰最近的日喀则，距离此次行动的目的地也还有着300多公里的距离——而且这300多公里中还有着大量只容一人紧贴着悬崖绝壁缓缓通行的“绝路”。
如果不修路，那么计划里这支登山队的所有人员、以及预计达到40吨的物资、装备，就都要凭借人力去运到珠峰脚下，那样一来恐怕挑战珠峰的行动还没开始，登山队员们的体力就已经十成去了八成。
为了支援中苏登山队，同时也考虑到了日后西藏地区的发展需求，中央硬是从牙缝里抠出来了一笔几百万元的特别经费，在海拔几千米的青藏高原上硬生生把公路修到了珠峰脚下。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这次登山行动的有力推动者，贺龙还特别给自己时任西藏军区司令的老部下张国华写了个条子，拜托他“尽力支援”此事。
（从日喀则到珠峰的修路工人）
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忙碌，眼看着约定中的登山日期越来越近，中方派出的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竞任以及队员翁庆章三人，于1959年2月4日先行抵达西藏开始进行预先训练，一方面适应高原气候、一方面学习冰雪作业技能。
结果正是在这段日子里，一个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3月10日，西藏一群以旧贵族为首的反动分子竟然发起了一场公开叛乱，甚至还占领了拉萨的布达拉宫！
虽然从叛乱分子向解放军先行开火的3月20日，到解放军瓦解叛乱分子武装力量，收回布达拉宫的3月22日只过了区区2天。
但出于安全考虑，中方还是决定把登山队员的训练基地转移至新疆，同时又通知苏联方面的登山队员推迟行动。
（当年报道此事的报纸）
事实上当时的苏联队员原定于3月22日就乘专机飞往拉萨，也就是说这场叛乱导致已经准备妥当的苏联队员在动身的前一刻，硬生生地停下了脚步。
而这一停，就成了永别。
随着后续中苏政府层面开始出现不合，苏联政府方面开始不断推脱让登山队前往中国，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等不下去的贺龙元帅索性把登山队队长史占春、体委主任韩复东叫到了办公室，问他：“如果苏联不参加，我们自己攀登珠穆朗玛峰有成功的把握吗？”
而中国登山队员们则向贺龙元帅表达其他困难都可以想办法克服，唯一的顾虑就是原定由苏方提供的、能够在海拔8000米以上高度使用的登山装备，在当时的国内并不具备这种装备的生产能力。
这个顾虑最终由贺龙元帅解决掉了，他向中央高层请示，为登山队员们特批了一笔70万美元的外汇用以出国采购专业的登山设备……当时国内因为与苏联交恶大量的援助被中断，经济上正处于艰难时期，这笔外汇无疑是相当弥足珍贵的帮助。
不过说来也巧，也正是因为这笔外汇，史占春队长等人前往瑞士购买专业设备时，竟然偶遇了一伙同样前来采购的印度人，在阴差阳错之下打听到了印度军方同样打算于近期挑战珠峰的计划。
虽然历史上的中印边境战争发生在两年后的1962年，但是当时中印两国之间的气氛已经相当微妙，再加上这又涉及到双方之间一直扯皮不清的边境线问题，这次的珠峰攀登行动就又多上了一个新的目标——要抢在印度人之前登顶珠峰！
在这样分秒必争的背景下，1960年3月19日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4岁、人数总计214人、囊括了登山运动员、气象学家、电台通信员、医务人员、媒体工作者、后勤保障人员的中国登山队沿着前不久新修的公路，抵达到了珠峰脚下的大本营，开始登顶前的最后准备。
不过登顶珠峰不是儿戏，为了尽量获取成功的几率，史占春队长为最终的“登顶”计划之前还制定了三次试探性攀登，其中第一次的目标定在了海拔6400米高度，完成后返回大本营进行修整；
（图源《国家记忆》
登山队三次行动设置的三个营地）
第二次和第三次的目标分别定在海拔7600米和8300米的高度，其中最后一次试探性攀登如果一切顺利，还要在8300米处建立一个最后的前哨基地，为真正登顶做好准备。
三次试探性攀登一次比一次艰难，一次比一次危险。
等到了5月3日第三次试探性攀登完成，绝大部分登山队员都开始出现体力不支，最后只有许竞、贡布、石竞、拉巴才仁四人攀到了海拔8500米的高度，并在那里建立了最后的突击营地，而史占春和王凤桐两人更是将路线开拓到了海拔8695米的高度。
（珠峰上的前哨基地）
在三次尝试中，还有队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来自兰州大学水文专业的汪矶，因为严重的缺氧反应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6400米营地；来自北京大学气象专业的邵子庆也在风雪中牺牲在了7300米的高度位置。
除了牺牲的烈士们，在三次挑战中受伤者也非常之多，其中当第三次行动完成之后，大本营的医务组组长翁庆章和同事们检查后发现，竟然有包括队长史占春在内的34名拥有最大登顶希望的骨干队员都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冻伤。
在一周的修整之后，受伤严重的队长史占春被迫被运往后方医院进行治疗，登山队众人的斗志也开始陷入低潮。
更雪上加霜的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一年之中珠峰的最佳登顶周期3-6月份马上就要过去了，一旦等到珠峰的冰雪期到来，登顶计划就只能推迟到来年开春了。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印度方面的登峰队伍却捷报频传，同时中国与尼泊尔的边境商谈也正进入了紧要关头，尼泊尔政府拿着“中国人都没登上过珠峰为由”，反复试图与我国政府争夺珠峰的归属权，以致于周总理每次开会回来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登山队登到哪里了？”
在这样紧张的局势之下，大本营的登山队员们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
5月17日，以副队长许竞作为突击组组长，王富洲、刘连满、藏族队员贡布四人为队员组成的突击小队带着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20厘米高的毛主席半身像轻装出发，以屈银华为首的10人运输队，带着其余物资尾随跟上。
（出发前 众人在大本营的誓师大会）
（经过彩色复原的誓师大会现场）
突击队的任务是最终登顶珠峰，而运输队则是将物资运送到8500米的最终前哨基地。
一路上的艰难险阻自然不必多提，在5月23日因为不慎摔坏了无线电台，这支突击队还与大本营丢失了联系，只能靠大本营打出的信号弹来依稀得知“5月24日是一个适合攀登的好天气”。
终于，时间来到了5月24日的早上，在海拔8500米的最后突击营地处，运输队与突击组告别准备回到8100米的营地修整，而突击队则开始向珠峰发起最后的冲刺。
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突击组组长、中国登山队副队长许竞因为体力不支，倒下了。
无奈之下，大家只好把许竞交给运输队照顾，由王富洲接任突击队长，让运输队队长屈银华加入突击组。
四个人一路顶着8500米海拔的稀薄空气、冒着巨大的风雪，几乎是一步一步地向珠峰开始“挪动”。
中途在一个名为“第二台阶”、足有近5米高的光滑岩壁上，四人只能尝试靠搭人梯的方式进行翻越。
在这里，由于屈银华不忍心用鞋底满是钉子的靴子踩上战友的肩膀，于是脱下了重达4公斤的高山靴进行攀登。
但未料到保暖用的鸭绒袜子太过光滑，屈银华尝试数次始终没能翻越岩壁。迫于无奈，屈银华又把袜子也脱下，穿着一双薄薄的毛袜在岩壁上边打着钢锥边进行尝试……由于严重冻伤，屈银华双脚的脚趾和脚后跟之后都被全部切除。
当屈银华终于打好了钢锥，借力翻过了这道岩壁，又一个个把剩下的三人都拉了上来之后，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5点，这道4米高的岩石一共让突击组花费了整整三个小时。
（珠峰的魔鬼碍口“第二台阶”岩壁
时至今日依然能在这里看到
当年屈银华在这打下的钢锥）
当四人前进到8700米高度时，之前在“第二阶梯”岩壁处蹲在下方当了数小时“人梯”的刘连满体力不支倒下了，三人找了一个避风的岩洞并留下了1罐氧气和18颗水果糖安置他，准备返回时再带他一起回去。
这时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剩下的三人在简单修整一阵子之后，开始摸着黑向最后的目的地展开冲击。
由于完全入夜，所有的登山队员都无法看到自己离目的地的距离还剩多少，只能由走在最前方的队员贡布领着，用“前面还能不能走”来判断自己有没有到达目的地。
最后，在北京时间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贡布向其余二人宣布了一个消息“到了，再没有地方走了，再走就下去了”……中国登山队突击组终于抵达了海拔8844米的珠穆朗玛峰。
三个人按照预定程序从背包里拿出国旗和毛主席像，以及一张写好纪念条的空罐头盒子，放到了顶峰下方约七八米处一个避风的碎石堆里，又采集了9块岩石标本和雪样标本，由于光线太暗，原本计划中的拍摄被取消了。
（左起 王富洲 贡布 屈银华）
做完这一切，因为顾念刘连满的安危，大伙来不及多想就又开始顺着原路下山，在下山的路上没多久最后一罐氧气吸完了，三个人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地往下走。
当看到向他们招手的刘连满时，所有人都抱在一起喜极而泣。
刘连满甚至还留下了那1罐氧气和那18颗水果硬糖，同时还有一封前天晚上写下的“遗书”——“王富洲同志，这次我未能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任务，由你们去完成吧，氧气瓶里还有些氧气，对你们下山会有帮助，告别了，你们的同志刘连满。”
幸运的是，原本以为自己撑不过去的刘连满终究是顶了过来，四个人一起分着把刘连满留下的氧气和水果硬糖，继续向山下的大本营走去。
他们在事后得知，就在自己登顶珠峰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6日，珠峰天气突变，刮起了大风雪，当时正在南坡攀登的印度队被逼无奈，只能无功而返。
5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将中国成功登顶珠峰的喜讯传遍了全国。不久，拉萨、北京等地纷纷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四人返回大本营后的庆祝活动）
1961年，《中尼边界条约》正式签署，两国历史上遗留的边界问题得到解决。
看完了这段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再回过头来看李仁港导演的这部《攀登者》……小柴只能说，还真是一言难尽。
本文由柴狗夫斯基整理于文章：
《1960年首次登上珠峰的中国登山队竟然亲历了一场平叛斗争》
《中国登山队首登珠峰的遗憾》
《中国1960年攀登珠峰始末:以国家名义登顶》
《1960年中国“被迫”登顶珠峰》
央视节目《国家记忆》之《中国首登珠峰——突击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