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医患关系颇为紧张这种事，早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无论是患者“医闹”，还是无良（莆田系）院方谋财害命、耽误病人治疗等新闻在网络上都是屡见不鲜。
不过大伙闹归闹，起码在部分原则问题上还是颇有共识的。
比方说对于“医生收红包”这种事，各方的立场往往就相当的一致。
大众认为自己本就交过了一笔不菲的手术费，凭什么要额外增加负担；医生群体本身也觉得自己做手术是本职工作，不必再去图这点“横财”；至于上层监管部门，更是对这种“陋习”严防死守。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医生收红包，特别是医生主动向患者“索取”红包这种事，绝大多数时候都会演变成所有人对于当事医生众口一词的抨击。
也正是因此，这起前不久在山西洪洞县人民医院发生的，因为患者向媒体曝光医生收取1万元会诊费，却导致自己被大量网民痛骂的事件，就显得尤为特殊了。
事情的详细经过是这样的，日前在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有一位老年女性患者韩某林，因为其脑梗病情较为严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但由于当地医院条件限制，院方对于手术的成功率以及善后情况都很难做出保证，再加上患者病情也比较危急，不可能再经受住送往上级医院的长途颠簸。
因此，在院方和患者家属的协商之下，韩某林的家人愿意额外支付1万元的“会诊费”，由当地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王医生牵线搭桥，从全国顶尖的北京天坛医院请专家前来作为手术主刀。
这种情况在民间其实时有发生，还被大伙起了一个叫“飞刀”的俗称，指的就是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请来那批最好的医生大夫，专程乘坐飞机“飞到当地医院来做手术”。
按理说吧，大夫挤出私人时间从北京赶来山西，这一路上光是机票、住宿钱起码都得大几千了，这笔钱总得有个人来出不是？
那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肯定还是由患者一方来掏这个钱。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都是院方和患者家属提前沟通好了，在双方都完全知情且同意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图文无关）
但山西洪洞县这起事件，怪就怪在患者一方的家属一开始是满口答应，可在交钱的时候却留了个心眼，偷偷把全程都拍摄记录下来。
等到天坛医院“飞”来的大夫把韩某林的手术做完之后，反手就把视频上传到了网络上，还取了个“医生私收患者一万元红包”的标题，一副想要搞个大新闻的意思。
您别说，咱们天朝民众还就好这一口，一看到这“医生赚黑心钱”、“肆无忌惮地压榨患者要红包啦”，就跟那耗子看到油似的两眼放光，唰唰唰地就把视频热度顶了上去。
当地部门一看，嚯好家伙，这是“舆情轰动”啊，必须来好好整整。
北京天坛医院的老大夫不归他们管，暂且放过不提，先把负责转交专家费用的那个神经外科王主任停了职再说，再向外界公布一则“洪洞县卫生局已经介入调查”的消息，用来安抚民意。
最骚的操作还是这起事件的始作俑者——那位名叫韩某林的患者家属。
据悉，他们在向网络上发布了自己的“维权”视频后，由于当地卫生局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压力，县医院不但已经把原本的“1万元会诊费”全额退还给了这家人，还对这名患者的后续治疗费用进行了全免。
在接受一些媒体记者的采访时，这家人骄傲地说道：“我们的问题，洪洞县卫生局已经解决了，我们要再做一个支架手术，对方免费给我们做！”
哟，看来人家生病去医院是花钱，这家人去医院说不定还能赚点？
不过这家人虽然在物质上是赚了不少，但是在舆论层面亏得实在是有点多，毕竟一家人成为千夫所指的滋味，恐怕并不好受。
在山西省洪洞县的贴吧中，这个往日默默无闻的地区吧在一夜之间涌入了无数“围观群众”，所有人都在指责这家人为了一己之私，断了其他人的后路。
让人们如此愤怒的原因也不难理解，中国如今的医疗资源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巨大的发展不均衡，用句现实点的话来形容，就是只有北上广深、起码也得是省会级城市里才拥有与2019年相称的医疗水平。
而在广大的三四线城市，尤其是那些经济不太发达的县镇地区，医疗水平与一线城市存在起码十年以上的代差。
很多在技术上已经被攻克的疾病，在当地医院眼里依然是让他们束手无策的难题，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就在于设备和人才的差距。
高精尖的医疗设备当地医院咬咬牙尚且可以买到，但是能玩得转这些仪器的高级人才却几乎只愿意去北上广深。
谁家的孩子寒窗苦读数十载，好不容易读了个985大学的硕士、博士出来之后，是希望让他去县区小医院、甚至是村镇卫生所上班的？
现实就是这样，当居住在小地方的病人突发紧急情况时，要么寄希望于病人能够扛住一路上的舟车劳顿，再顶住在北京上海大医院里短则数月、长则以年计的挂号、排队时间；
要么……就只能祈祷当地医院有一位能与首都大医院的大夫说得上话的，能够托人家抽空来一趟，为病患进行手术。
这次的病患韩某林一家人无疑是幸运的，在洪洞县的县医院里，竟然能碰到一位北京天坛医院专家的学生，而且人家还愿意用自己的关系去为他们请来自己的老师。
但最终却遭遇了韩某林一家在手术圆满完成后的反咬一口，如今当地医院里那位“引荐人”主任自己遭遇了停职，天坛医院的大夫这一趟“飞刀”也成了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
这些问题都还不是最打紧的，关键的地方在于这个头一开，日后洪洞县、甚至是整个临汾市，哪个专家医生还敢过来？
其实我们国家对于这种情况也不是完全没有预见，在2005年施行的《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其中“第十五条 ……邀请医疗机构支付会诊费用应当统一支付给会诊医疗机构，不得支付给会诊医师本人。”
“第十七条 医师外出会诊不得违反规定接受邀请医疗机构报酬，不得收受或者索要患者及其家属的钱物……”
但规定是一回事，现实情况又是另一回事。
子贡赎人的故事大家都在中学学过，要求北京上海的大夫们在工作时间照顾好自己本地的病人，再主动用私人时间飞往外地进行手术，临了还只按国家规定收个几百块的劳务费。
这笔买卖对病人是划算，就像我想拿10块钱买下阿里巴巴一样划算，问题在于人家马云会同意吗？
说起来，2018年曾经震惊世人的“聊城假药案”倒是与这次的事件颇有共通之处。
同样是一名医生，他由于一些不必要的“多管闲事”，而主动为患者介绍了一种名为“卡博替尼”的印度仿制抗癌药。
但由于这种仿制药在国内还未经国家批准，因此被认定为“假药”。
于是在半年后该名患者去世时，该患者的女儿转头就以“卖假药”为名把医生告上了法庭。
结局也几乎如出一辙，这名介绍患者向另外一名患者购置印度仿制药，自己在其中分文未取的医生，后续被免去了主任职务，还得到了停业一年的处分。
而如今这位洪洞县的医生，为了病人考虑而请来自己的老师作为手术主刀，最终同样是被免去了主任职务，后续的处分将会如何还犹未可知。
古人总说“医者父母心”，但现如今看来，这句话也许未必适用于2019年的今天，倒是类似“慈不掌兵”的“慈不从医”才是当代医师生存的最佳法则。
少管几件“闲事”，让那些买不到抗癌药的患者自己去想办法，让那些在县城医院动不了手术的病人自个买票去北京……不管结局如何，起码医生不至于要出来背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