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减负并不会让我们过得更好。
今天（2018年3月3日）政协会议召开，看到《楚天都市报》记者小学三点半放学现象的提问的视频，感到一言难尽。
记者问：
“我们关注到一个现象，现在的小学放学时间越来越早了，有的小学甚至下午三点半就放学了，这个时间对家长接送孩子是一大难题，请问家长们的困扰如何解决？”
回答有三点：
1：三点半之前孩子的责任是学校的，三点半之后的孩子是在家，这个责任是家长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让各省自行摸索，“各走各的路，各出各的高招”，然后总结优秀经验推广，看了下提到的“可行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四个案例，上海是中小学三点半到五点做校后服务，北京是三点到五点开展课外活动，南京是弹性离校学校进行托管，广西利用社区资源解决托管。
全部只是课外活动和托管，不涉及学习的内容。
2：“三点半问题是个小问题”“三点半到五点托管孩子了，老师的劳动时间加长了，负担加重了”，要考虑成本怎么出，法规政策怎么改。
3：“有人说，学校把这个事情不要垄断了，可以把社会力量引到学校去”
“怎么样依靠社会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做进一步探索。”
最后总结说：
“年轻的父母们认为，这是给他们的大红包”。
说实话，我真的不觉得这是大红包，反而极度失望，因为这个回答体现了教育部的总体思路仍然是“减负”。
教育部不统一行动，让各省各走各的路，各省迫于家长呼声搞学校托管，还只到五点钟，哪个家长五点能到校接孩子？
并且这段时间学校也只是提供校后服务和课外活动，不组织学习。
不仅如此，还很贴心的考虑到这样做会让老师的劳动时间延长和负担加重，所以还说有人建议探索依靠社会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不是很懂，就想问一个问题，这个社会力量会是免费的吗，家长的负担是不是又加大了？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教育减负的总体思路，已经出现了极大的恶劣后果。
一、丧失了优势的中国奥赛队
就在大约一个星期前的2月23日，教育部还发了一个《十项禁止》的通知，包括严禁学校自行组织选拔生源考试；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类竞赛证书、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严禁初高中学校对学生进行中高考成绩排名、宣传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等等。
不让中国孩子学习高难度的知识，怎么选拔和识别天才呢？你在放松的时候，别的国家可没有放弃。
IMO（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号称数学世界杯，从2000-2014年的15年里，中国获得了12次冠军。
从2015-2017年，中国已经破天荒的连续三年未夺得冠军了，2015年的世界冠军是美国队，2016年的世界冠军依然是美国队，2017年的世界冠军则是韩国队，而且韩国人拿了170分，中国队只有159分。
我在之前的文章反复写过，全球所有发达国家里面，发展速度最快的就是两个，一个韩国，一个美国，而这两个国家在IMO数学竞赛包揽了过去三年的冠军，他们极为重视数学竞赛，这是偶然吗？
一个年龄段的孩子，总有5%，10%的出类拔萃者，把他们培养成才对社会的贡献远远大于普通人，不通过选拔的方式识别出来，不让学习高难度知识，这不是让他们泯然众人，白白浪费了天赋吗？
二、陷入教育竞赛，教育负担猛增的家长
每次和朋友同事聚会，总是会聊到孩子的教育问题，不久前组织的一个活动，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都给自己的孩子报了多少课外辅导班？答案是有点意思的，大多数人都报了四个左右，什么英语，美术，舞蹈，钢琴，数学之类。
当然了，这些辅导班都不便宜，一个月几千元人民币很轻松就花出去了，真的是不小的负担，深圳各个小区的商铺店面，仔细一看都会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和学习班，可见业务之红火。
不只是平时，一到周末，家长们就带着孩子游走于各种辅导班之间，疲于奔命。
自从中国开始给学生减负，学校从教育领域往后退以来，中国的家长们是越来越累了，负担越来越重了，各种教育机构大赚特赚。
下图是深圳某著名教学机构的语文培训班，仅仅是周五—周日进行的小学三年级的语文培训一项，就有高达2854人报名，16节课价格为1600元。
这个价格贵吗，对高级白领们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一个在深圳月入6000元的父亲，他每个月能够存下来3000元的话，1600元已经是半个月的工作成果了，而这仅仅是一个16课时的语文培训班而已。
2017年12月新浪教育发布了《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白皮书结合多种数据采集方法及渠道，在全国范围学生家长中收集了有效样本5万余份调查。
教育支出已经占到了中国家庭支出的20%以上，其中在小学+中学的12年中，课外辅导费已经超过了学费和生活费成为第一大支出。
不仅如此，现在深圳比较知名的课外培训机构，进去是要考试的，通不过的人家还不收，不仅如此，由于课外培训机构发展迅速，可以高薪吸引优秀教师加盟，已经出现了课外培训结构的教学水平反超学校的趋势。
国家从教育领域退出了，唯恐孩子掉队的中国家长们开始了教育投入竞赛。
多年前我在菲律宾的时候，客户带我在首都马尼拉的一个餐馆吃饭，路过市区的好几个小区，只见高墙铁丝网保安，一个比一个戒备森严，客户说当地治安不好，政府无能力保证治安安全，所以富人区自行解决安保问题，唯恐不安全，所以安保投入一个比一个大。
我觉得这两个太相似了，国家从安全领域往后退，菲律宾富人没有安全感不断加大安保支出，国家从教育领域往后退，中国家长们也缺乏安全感不断加大教育支出。
三、疲于奔命的年轻父母和孩子的分化
国家规定下午三四点就放学，好的学校，负责任的老师根本不会放松学生的学习，一样会布置各种作业，一样会安排各种学习。
而有的学校则早早的放学，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大部分本身就缺乏自律能力，如果不去接送让其自行回家，在家长不在的情况下，很多学生聚众疯玩，上网吧甚至去KTV，早早回家的也是看电视玩游戏。
后者往往是比较差的学校，而这些学校其实更应该加强学习来弥补教学水平差距。
年轻父母们也疲于奔命，从单位到孩子学校接上孩子，送回家再到单位，往往时间一晃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天天这么做势必在公司面临巨大压力，上班脱岗也是不允许的行为，很多时候也根本走不开，只能委托家里老人接送，如果家里老人身体不好，或者不在身边在老家的，根本没有时间接送孩子。又进一步滋生了校外托管机构的发展，又加大了财务支出。
减负已有前车之鉴，为什么我们还要在错误道路上狂奔?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减负的声音就开始逐渐起来了，素质教育的呼声此起彼伏。各种报纸，电视，杂志社经常发各种素质教育的文章，论证的方式几乎都是类似的，那就是——中国学生太累，累了半天还创新能力不行，动手能力不行，自理能力不行，只会死读书死记硬背，高分低能，情商低。
外国学生都是快乐教育，创新能力强，激发创造性思维，不然怎么是发达国家呢？
我们当年也多少受到了这个思维影响，不过还好有一个非常好的班主任，在当年那个年代，他在课堂上多次花时间跟我们批驳媒体说的素质教育，应该说他的思想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年我们班上大把县城，小镇，农村出来的贫困中学生，专心学习，如今有的成了香港的大学讲师，有的在上海浦东从事金融业买了房娶了女神，有的在美国湾区从事IT业。
当年的班主任，现在也是学校副校长了，可见我的母校确实有希望。
不过在那以后，减负的风潮和呼声逐渐高涨，最终影响到了国家和政府的决策。
2009年，中国教育部发文提出“小学生在校时间不超6小时”，国家卫生部门也从学生健康角度对学生在校时间作出定量。
深圳市教育局在2013年出台了《关于切实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指导意见》，明确小学生在校时间不超6小时。
一直到2018年的今天，在我国大部分城市，小学及幼儿园的放学时间多集中在15时30分左右浮动。
减负好不好，日本的宽松教育已经有很好的案例。
日本在经历战后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生活变得逐渐富裕，于是开始出现了要给学生“减负”的声音，对“填鸭式教育”进行批判和反思，认为这样只会培养出考试机器，学生的天性被扼杀，缺乏创造性，基础教育太难，培养不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材，于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日本开始了宽松教育。
第一次减负：
日本社会开始了所谓的“减负”，1982年，改革后的《学习指导要领》正式在日本的高中实施（1980年在小学实施，1981年在初中实施），这被称之为“宽松教育”的开始。
改革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教学内容的削减与课时减少；
2. 以“宽松且充实”和“宽松且丰富”为口号；
3. 设置不上课的“宽松时间”（这一条跟今天中国的义务教育让学生下午三点半放学简直一模一样）
第二次减负：
1994年第二次修改过后的《学习指导要领》正式在日本的高中实施（1992年在小学实施，1993年在初中实施），此次又有几个新的特点：
1. 相比之前，教学内容的削减与课时再次减少；
2. 导入新学力观（评价体系）；
3. 小学一二年级不再设社会和理科两科目，同时新设科目“生活”。
随着第二次宽松教育改革，公立学校慢慢地开始将每个月第二和第四个周六定为停课日。此前全日本的高中生可是每周都要上六天学的，因此这是从每个周六都上学，变成了大小周，也就是50%的时间周六才上学。
第三次减负：
前两次减负改革没有对日本整个教育体系有着根本性的改变。然而，2002年在初中开始实施（2003年在高中开始实施）的第三次修改的《学习指导要领》就完全不一样。主要变化如下：
1. 教学内容与课时减少30%；
2. 完全贯彻每周五天课的“学校五日制”；
3. 导入绝对评价制度，也就是不再进行排名，而在此之前日本是采取1分到5分五个等级对学生进行评价，以促进对学生的激励。
（评论：这条跟中国教育部2018年2月23日发布的十条禁止里面，严禁初高中学校对学生进行中高考成绩排名、禁止宣传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简直一模一样）
4. 新设“综合的学习时间”这一概念。
有没有发现，中国现在进行的减负运动，和日本历史上三次宽松教育改革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减少学生的在校时间，都是试图阻止学生学习更高难度的课程，都是取消考试排名不再激励学生学习。
目前日本社会常说的“宽松教育”就是指2002年的第三次改革，由于2003年在高中开始实施，也就是1987年出生的日本孩子，本来应该在高中学习的内容和课时突然大幅减少了30%，同时往常的周六上课也被全部取消了。这项制度让他们成了第一代牺牲品。
接受宽松教育的学生，由于学习时间大幅下降，基础知识不扎实，也得不到足够的训练。而等他们毕业的时候，恰好是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期间，工作非常不好找，用人单位对所谓“宽松第一时代”出来的学生能力又有疑虑，造成就业困难。
日本这三次宽松教育改革也带来了很恶劣的后果：
第一个是日本青年综合素质的大幅下降。
伴随着日本生育率走低，宽松教育的进行，和大学入学率的走高，使得根本不需要怎样努力学习也能进入大学，进一步降低了日本毕业生的素质。
社会上出现搞不清楚四则运算先后顺序、不认识略生僻汉字的人，甚至2006年还有日本综艺节目专门邀请宽松一代来回答一些很浅显很容易回答的问题，来进行搞笑达到喜剧效果。
作为风向标的PISA（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测试，在这个三年一次的针对中学生综合能力的测试中，考察学生的数学能力、科学能力以及阅读能力，日本在亚洲总体落后于中国，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
尤其是2006年，日本中学生科学能力由2000年的第二位掉到第六位，数学能力由巅峰时期的第一位掉到第十，阅读能力由2000年的第八位掉到第十五位，出现大幅下降。
第二个是学校反智主义流行。
在很多学校，存在着歧视成绩好的学生的现象，而“会来事”的学生却受到同学的欢迎，学校里面开始流行反智主义，这和美国校园里面学习体育的普遍更受欢迎非常类似。
在中国，至少在我上学那个年代，学校氛围总体对学习好的学生是尊敬的，要给予荣誉的，要给予奖励的，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校园应该有的样子。
你注意看下你孩子所在的学校，如果经常出现以戏谑搞笑的方式不认真回答老师问题的学生，如果总数出现好学生不被尊重和喜欢，差生反而受欢迎的情况，并且一直没有改变，那最好让你孩子转学。
日本NTV电视台2016年4月首播了电视剧《宽松世代又如何》，讲述了“宽松第一代”的三个1987年出生的日本男子面对生活与人生的故事
电视剧的预告简介是这么写的：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所以大家都是最棒的。”明明被这么教育过，反应过来时才发现：“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社会。”
第三个是给日本家庭造成沉重的额外教育负担。
由于学校教育宽松，学生“吃不饱”。现在的日本，造成了校外补习班（私塾）迅速发展极度膨胀。根据日本对高中毕业生的调查，考上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一流高校的学生，上过补习班的比例高达85%以上。也就是说，不上补习班就上不了好大学。
日本各种补习班因为“宽松教育”的推行，得到迅猛发展，而这背后就是造成日本家庭对孩子教育支出大幅增加，根据文部省的统计，2014年日本学生的“学校外教育费”平均达到学费总额的50-70%。
这进一步说明宽松教育造成公立学校教育水平和质量大滑坡，公立学校的作用弱化，而没有条件上补习班的孩子，考上一流大学的机会非常渺茫，造成日本社会进一步固化。
意识到宽松教育出了问题的日本，在2011年对“学习指导要领”进行了小幅调整，2013年使用新的“学习指导要领”，不再实行宽松教育。
2016年8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了一条消息，2020年将在全日本小中高学校实施的新“学习指导要领”，将会大量增加学校课程的课时和内容。
这个等于宣布日本彻底的放弃了“宽松教育”，重新回到高强度学习的轨道。
我们从日本的案例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在日本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年代，正是一代代不断的高强度学习造就出来的日本学生，不断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进入日本企业之后，勤奋努力，高度自律，创造出大量创新汽车和电子产品，带动日本工业走向巅峰。
在2000年以后日本涌现出十几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都是在日本实行“宽松教育”之前的所谓“填鸭式教学”教出来的学生，谁说他们没有创造力？
而在日本经济逐渐趋向于顶峰之后，日本不断开始所谓“减负”的宽松教育走向，反而造成新一代的学习欲望，竞争能力大幅下降。
2018年2月10日期日本《东洋经济》杂志发表了题为“大学崩溃”的特辑，大篇幅报道了日本大学面临的危机等，指出日本的科学研究在过去十几年年间无论从质还是从量来说都在急剧下落。 主要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科技论文全球排名下跌，从1993年以来的第2位跌落至2013年至2015年的第5位，高引用的论文数量也同期从第4位跌至第10位。
没有高强度的学习，哪来脱颖而出的优秀人才？
很遗憾，现在我国的减负大方向，就是在重走日本的路。
我们为什么不能减负，为什么不能被“快乐教育”迷惑？
第一，减负只是减了公立学校，减少在校时间，降低课程难度，取消成绩排名，取消奥赛等，其实是极大的降低和弱化了公立学校的地位和作用，而私立学校，贵族学校，知名校外培训机构则得到迅速膨胀的空间，我们要做的是把一个国家的教育能力建立在公立学校，而不是私立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和家庭。
国家往后退了，责任会转移到家长和家庭身上。
在教育建立在公立学校，可以极大的提升教育效率，让孩子晚几个小时放学，在学校一个老师可以管理三十个甚至五十个孩子，而让学生早早的放学，却让三十个家庭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
不只是老师教授学生一对多的效率更高，学生在一起学习也可以互相促进，在学生在学校多呆一段时间，进行统一的学习训练，看起来老师的劳动量增加了，但是可以极大的提升整个社会的运转效率。对于老师，我赞成提高薪资标准，以吸引更多高水平人才进入。
另外公立学校担负起教育的责任，可以极大压缩校外培训机构的生存空间，降低家长们进行教育竞赛的成本，高质量的学校教学，可以将家长们从校外教育竞赛中解救出来，这才是我们该要发展的方向。
第二，统一教学质量，提供平等的教学机会，给予底层上升的希望。
减负的结果把教育孩子的任务推到家庭一边，事实上是对底层孩子最大的不公平。因为底层孩子的父母们，其眼界，能力和见识总体是和中产和富人父母们存在差距的。
作为一个县城平民家庭，我读初中的时候成绩是很好的，但是家里面条件不太好，因此一直想以后能找个好工作减轻家庭负担。和某个同学聊天，该同学跟我说起他认识一个人，读了中专之后被定向分配到机场工作，待遇很好有1500元一个月。
这个月薪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有致命的诱惑，因为我妈妈一个月工资只有三五百元。于是我回家对父母说我中考之后不想读高中了，反正读完高中读大学以后不也是找一份好工作吗，我想去读中专之后直接找工作。
幸好我父母都是高中毕业生，力劝我不要乱想，好好读高中参加高考，不要去读中专，我只好作罢。如果我父母没有自己的见解，在人生道路关键选择上支持我去读中专，那今天我的命运可能完全是两样了。
要让底层孩子有机会上升，国家和公立学校必须要负起责任，作为光明道路的指引人，同时作为训练者提供高质量教学，让不是让底层孩子依赖自己父母提供教学，不能依赖底层孩子纯粹靠自己的父母指引人生道路。
越是往底层，父母提供良好教育环境的可能性越小，尤其是贫困地区的父母们是什么样，我想每个扶贫干部内心都有些体会。
我有一次，路过深圳某城中村，路边一个铁皮棚子的便利店，里面两个穿着校服的少年在帮父母看店，看店的过程两个人就在玩手机打游戏，而且还抽烟。
他们这个时间要是呆在学校学习该多好！
孩子们在学校呆的时间越长，公立学校教育水平越高，孩子们在总体接受的教育上就越平等。刘强东小时候家庭就极为贫困，学校教学质量也不好，如果他也是在小学和中学下午三四点就放学，我想对他以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绝对没有帮助，今天也不会有京东的诞生。
第三，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
不要让孩子们小时候别人孩子在学习的时候，自己却在“快乐”的长大。
小时候不对孩子进行严格训练，让他长大后走向社会才发现生活的残酷，在我看来这跟一支军队不对新兵进行严格训练就让他们上战场没什么区别。
刚来深圳的时候，工厂在生产某电子产品，我天天呆在产线，我至今仍然记得产线上的普工小弟对我说的话“早说当初我也多读点书，不然我现在也可以穿白衣服”，那个时候普工穿的防尘衣是蓝色的，管理人员穿白色的。
实际上，从小没有经历过努力奋斗，刻苦学习的孩子，不只是进入一流大学的机会渺茫，而且长大后往往做事不能坚持，半途而废，浅尝辄止，接受挫折和承受压力的能力也很差，在职场缺乏竞争力。
在深圳，各种课外兴趣机构多如牛毛，篮球，游泳，跆拳道，吉他，你和老师聊一聊就可以发现，凡是能够静下心来学习的，能够在疲劳和辛苦中还能坚持练习的，往往都是学习成绩好的学生。
第四是要正确的理解“快乐的童年”。
减负常见的理由是，要让孩子过一个快乐的童年，然而我想说，把学习看成是负担，这是完全错误和狭隘的理解，快乐仅仅限于课外活动，看电视，玩游戏，放风筝，同学聚会之类么？
通过努力考试考好了，获得名次提升，真的也会很快乐啊，谁说用功读书就没有快乐的童年？说努力学习就会不快乐的人，有体会过老师当堂宣布你获得年纪第一名是什么感觉吗？
通过自己或者集体的努力获得成功，这样得来的喜悦感才是最强的，通过刻苦的集体训练获得篮球比赛名次，通过学习学会用吉他弹奏自己最喜欢的歌曲，通过不断练习击败全市的学霸成为物理和数学竞赛奖牌，通过学习演讲技巧获得当着数百人甚至数千人当众讲话的能力。
孩子通过努力和练习，在竞赛中获得成绩的兴奋样子，对他自己也是伴随一生的美好回忆。
在奋斗，努力，团队合作和竞争中，获得的快乐，喜悦，悲伤，沮丧，都将是孩子的财富。没有孩子会长大后后悔自己当初付出的努力，因为都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最近，在全国一些城市，也在开始逐渐认识到减负的负面效果，开始自行进行纠正，2017年12月，成都的家长们就纷纷为成都教育局叫好。因为成都市教育局透露，该局近期将出台文件，实施小学学生延时至18时放学，以开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模式，在延时时段开设免费兴趣小组，缓解“家长上班接孩子难”的痛点。消息一出政策“未行先热”，迅速引起各方关注。
不过有意思的是，除了家长们兴高采烈以外，竟然成都很多公司企业也很高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工会主席程述森介绍说，华西医院职工对孩子托管需求率达到了86.57%，小学生阶段所占比重达到84.45%。
“教育部门的适时调整，一定程度上是对我们的减压。”
这充分说明，学校减负，增加的是家庭和企业的负担。
当然了，在《工人日报》的报道里面，也出现了“快乐教育”的信奉者，
私营业主刘女士就对延时放学提出了保留意见。她表示，不能总是站在大人角度思考问题，也要顾及学生的感受，“孩子几乎全天都在学校里生活，18时放学意味着晚饭也要在外面解决。另外，孩子回家后还有作业要完成，如果在课后托管的时间里，又给安排音乐、美术等课程，孩子实在是太辛苦了。”
下午六点放学，在此之前的三点半到六点在学校学习音乐，美术等课程，她就觉得“孩子太辛苦了”，“要顾及学生的感受”。
要是你孩子的感受是不想上学呢？
周杰伦有一首歌，是他自己写的歌词，我觉得很有意义，我相信这也是他对自己小时候成长的总结，他的妈妈是怎么做的呢，长大以后又是如何看待当初妈妈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呢？这首歌里面其实写的很清楚。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
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
别人在玩游戏
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abc
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
但却得到一台旧旧录音机
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
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
长大后我开始明白
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
飞得比别人高
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
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
“你会开始学其他同学在书包写东写西
但我建议最好写妈妈我会用功读书
用功读书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
不想你输所以要叫你用功读书”
说真的，为了国家的未来，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
后记
这篇文章3月4日发表后，针对本文内容，《中国教育报》于3月5日和6日连发两篇评论，名为“两会谈谈减负系列评论”。
其中3月5日的系列评论之一开头是这样的：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大力呼吁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并出台了许多政策文件扎实推进减负。但也有个别家长对此不甚理解，提出“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的观点。”该如何看待部分家长此种观点和诉求，对于减负应该达成怎样的共识？本刊从今天起推出“两会谈谈减负”系列评论。”
看了两篇评论，我有点叹息。
第一篇评论的复旦大学副教授说：
“造成了诸多认识误区，比如，政府是在推卸责任，“减负”是在“减责”。这种认识误区，把政府责任与社会、家庭、教师等各类主体的责任混同，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政府“减负令”才是增加负担的罪魁，而忽视了各类主体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很显然，副教授认为减负不是增加负担的罪魁。
第二篇评论的中国教育报记者：
“从个人的经历和感受出发来批评甚至否定“减负”，批评者也应负起应有的言论责任，否则可能诱导人们对教育产生错误认知，并可能由此作出不当的教育选择。”
真的有一种手握真理的感觉，我很疑惑，希望国家不要减少在校时间，不要降低课程难度，不要取消排名激励，不要取消竞赛，希望孩子们能在公立学校接受足够质量的教育，从课外补习竞赛中解脱出来，这些希望会让人们产生什么错误认知，会让人们作出什么不当的教育选择？
总的来说，就《中国教育报》的这两篇评论来讲，基本是一个导向，减负是正确的，对减负的批评是错误的，这也基本反应了目前我国教育的走向和态势，仍然是在不断走向减负。
文/宁南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