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提示，这是一篇“有味道”的文章。
很少有人对生活上细碎的小事有太多关心。比如为什么小孩子很爱哭，大人就不太爱哭，比如为什么男生不像女生有各种裙子可以穿；又比如为什么睡觉要躺在床上而不是沙发上，无论冬夏还都要盖上被子。
诸如此类，实在太过寻常，太过理所当然，以至于我们熟视无睹，有时像是机器人一样每天定时定点地执行。
如果一定要说出个所以然来，我们想一想，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为了舒服，为了自然，因为历来都如此，因为大家都如此嘛。
可是请再仔细想想，从原始人到如今诸多繁文缛节的文明人，几乎每一样人类行为，不管大小，是否都有迹可循，是否都有它的来历和存在的道理呢？细究起来，这其中就有许多有意思的过往故事，值得好好说道。
早前，我们推送过探讨人类为何一定要盖被子、人类为何爱上奶茶的文章，今天再加一篇，借马家辉的博学（或者杂学），来谈谈人类的公厕除了方便还有什么用，公厕为什么会有人愿意经营。
虽然说这种事知道了大概率也没用，但是你不觉得吗，许多人就是因为缺少好奇，所以少了好多乐趣。
这一期我们要说的内容，有一点恶心，有一些污秽，因为要围绕一个字，就是“屎”。
为什么要说这么恶心、这么俗的内容，当然不是为了搞三俗，不是用一些俗的题目来争取市场，我没有这个需要。我只愿意说我自己觉得认为要说的东西，因为这个话题对于香港历史来说，是有意义的，有一些启发的。
甚至你如果听完，由同样的逻辑、同样的角度去回看其他城市，无论是广州、上海、北京，或者其他外国城市，伦敦、纽约，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当然，在家也可以方便，但是走到街上，人有三急。让居民方便的时候，可以找到一个舒适的解决空间，如果对粪便处理得宜，其实可以达到一个“三赢”的局面，也显示了那个城市的文明管理水平。
1. 在香港，一切皆可拍卖
在英国人开始管理香港的时候，人口很少，当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就面对一个问题了——当时香港那些房子，不是每一间房屋都有水厕的，甚至不是每一间房屋都有厕所的。
人有三急，要出去解决。（当时水厕曾为西方人专用，多设在高级场所或私人豪宅；华人多用旱厕/粪厕，方便粪便收集买卖。）
那么说到解决，第一面对的问题，是要找地方解决；第二，你解决出来的那些尿液还简单，流到地下，地面吸收了去，那粪便，一堆二堆，一粒两粒，怎么样解决，怎么样处理呢？
这是城市管理问题。英国殖民政府最开始的方法，很简单的，就在城市里的一些地方建立一些公厕。你进来方便了之后，要清理了，政府就找人来清理，叫一些清洁工，找人来承包，你做清洁吧，拿走那些粪便，然后政府给你钱。
自1842年英国人来了之后，27年～28年左右，政府每年要给几百块，甚至是上千块，1868年就是960块的支出，请人来清洁粪便。
但是到了1868年之后，情况逆转了，香港政府不仅不需要给钱请别人来清理粪便，还有钱收。只需用一个方法，叫做招标、投标，“价高者得”。
香港政府的做法就是在香港的《宪报》出一个标书——现在有一些这样的事要做，我愿意批出来做——好像拍卖的概念，别人是拍卖一些艺术品、文物、珍品，香港政府就拍卖屎。
现在有一些公厕了，有一些粪便要拍卖，你们哪一个想收集的，来投标，价高者得。居然就有人来抢了，来投标、入标书，而且投标价节节攀升。
比如说，1882年的数字显示，去投标的承包商，用每一担17仙～20仙（cents）的价钱来收集政府公厕里面的粪便。但是接下来，过了十年之后，这个投标价就到了28仙。
为什么那些商人愿意出钱去买粪便呢？因为有利可图，可以转卖。
当然也都另外有成本，请人来收集，以及运出去，需要物流，用船运走，每一担可以卖到70仙，假设他给政府28仙，然后其他的劳动成本以及物流成本是12仙，加起来就是40仙一担粪便，但是他能够卖到70仙，你想想，那个利润是非常可观的。
为什么可以卖粪便？卖去哪里？谁要？
很简单的，就运回珠江三角洲，拿来当水肥。
自古以来都知道，人类的粪便有高浓度的氮、磷、钾，农民都是拿来当肥料的。尤其是城市人，一般假设城市人吃的那些食物的营养价值高于农村人，所以城市人的粪便，就特别值钱。
其实不仅是香港，上海也有人去收集上海的粪便，然后运去珠江三角洲当水肥，而且上海收集买卖粪便的价钱又分几等：城市越中心的人，那儿的粪便，比如给你一担5个仙，是高价一点的；城市外围一点点，一担3个仙；再城市边缘一点，一担只有1个仙，这种粪便没有这么值钱，不过也有价；乡下人的粪便可能根本卖不出的。
不过香港的特色是英国人首创的，就是用投标、拍卖的方式来卖粪便的收集权。
英国人在管理香港、建立这个城市的管理制度方面，投标、竞投、竞价、拍卖，是他们常见的方式，很多公共事务比如电、水、土地，就更加不在话下了。英国人最懂拍卖，钱钱钱，价高者得，也都是资本主义里面很关键的精神。
那些人出钱跟政府买了那些粪便，运去珠江三角洲，主要还不是种普通的菜，而是为了蚕丝，做丝绸生意。
因为19世纪中后期，欧洲有着很庞大的对于丝绸的需求，那就敞开大门，在中国这边要丝绸。
丝绸是要养蚕的，蚕是要吃的，那就种桑养蚕。桑树、桑叶就成为了珠江三角洲，尤其是顺德那一带很主要的，甚至是那一带单一的经济活动。
那个时候很多人做研究，或者是一些考察游历的人都写了，说去到珠江三角洲，一望无际，都是用来种植桑树的，一路走，走一天，“目下所见，适为桑田”，全部都是桑田。
当有了这样的种植需要的时候，桑树要施的肥，就要买了，农乡下人营养不够，就要动脑筋，去北边向上海、去南边向香港来买。
2. “夜来香”成为商业热门
香港的粪便收集之后，主要是经过虎门的水路运到顺德。香港殖民政府就沿岸设了十个粪便码头，我们一般叫做“屎码头”，或者好听一点，叫“夜香”——“夜来香”嘛。你看看中文真的漂亮，明明臭烘烘，美化为香。
那些商人，每天把从各地的公厕或者是后来的商业厕所收集回来的粪便，先运到这十个夜香码头，再运到九龙半岛的昂船州。可以想象，我现在说起来，鼻子都觉得臭，因为聚集这么多粪便，要收集到一定数量，才用船送去顺德，一个礼拜大概出两三趟船左右。
19世纪末期，香港人的这些粪便出口，每年达到36万担，用英磅来算的话，大概是480万磅。
英国人又批了一些商业厕所，不是用政府资源去建的公共厕所，是商人自己去建的。这些经营商业厕所的权利，就给了一些华人商家，当然也都是要投标，投得之后，就开档做生意了。
那利润是怎么样来的？
商业厕所，可能装修得漂亮一点，通风好一点，所以那些商人，或者是叫“屎商人”，每个月向政府交钱。按逐个厕格来计算，因为公厕有大有小，有一些公厕只有四五个厕格，有一些是十个，有一些是二十个，每一个厕格每个月给60仙，那你立刻就可以开门营业的了。
而之后，那些人进来解决，每一次进场费、如厕费，就要给一两个铜钱，给完，解决完，舒服了，走出去。
舒服完，广州话叫“放下几两”，到夜晚，商业公厕就找一些工人来收走这些粪便了——赚完你的钱，再赚多一次。
当时不同大小的商业公厕，比如在海边有一间公厕，里面有50个厕格，每一天光顾的人次多达四千人，你想想，很能赚，财源滚滚来。
有人做过考据，说当时经营的这些商业公厕，市场比收租还要好，好多少？多达20个巴仙（percent），百分之二十。比如说我建楼，这个单位租给你，可能月收租100块，但是如果同样面积的商业公厕，我可以收到120块的利润。
所以商业公厕就不断增加，1867年只有6个，后来到了1868年22个，然后一直往上加。
当然了，商业公厕不是周围都有，因为不是每一个都给得起钱，或者是愿意给钱去厕所解决的，所以主要是集中在西营盘、太平山区、坚尼地城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因为商业生意繁茂，就有很多人出入，需要如厕；这些地方也都是华人集中的社区，家里没有厕所，就要去公厕了。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公厕，在皇后大道西256号，厕格多达156个，有两个入口，所以这个公厕，成了大生意。
因为有利可图，这些公厕、商业公厕的牌照也是不断买卖、转手，有时一些经营商业公厕的地产商，可能要资金，发展其他用途，或者是觉得好价钱，就卖了。比如皇后大道西256号的商业公厕，在1860年到1920年之间，曾经由四个不同的家族持有，转手再转手。
3. “粪便大王”的出现
在这样的粪便市场环境下，就出现了一些“粪便大王”——粪便的生意佬。
比如有一位叫做陈培，本来是收集屠宰场里面的垃圾起家的，后来，1889年由回收垃圾扩展业务，到竞投去收集政府公厕粪便，再扩展业务，搞一些商业公厕，然后生意越来越大。
所以陈培死的时候，留下的遗嘱很有意思，交代说，我现在年老病多，恐难久存了，我就将我手上的一些物业，哪一条街多少多少号的那些楼宇物业，一共六间，值银一万五千元，交代给儿子，而在孖山横街门牌14号厕所一间，值银二万一千元，也都交代给儿子，而且要求儿子“全权交予长男管理，别人不得争执”。
这个遗嘱是什么意思呢？
那六间屋才是一万五千，但是那间公厕就是二万一千，所以你看到公厕的价钱是挺高，挺值得的。
另外一位公厕大王，叫做邓六，他也是立一些遗嘱，说：“我所建之屋厕，也宜照旧，请子孙勿忘富资，方成为子之道也。”
就是说，如果你去动我的公厕，你就不孝顺了，你不要忘记父亲的志向，那你才是孝子。
可见他们是多么重视公厕。
当时拥有一些商业公厕的，除了一些私人的小型商业佬，也有地产商、地产集团的，他们自己一方面兴建一些商业楼宇，另外一方面也都投资在商业公厕里面。
所以，他们在当时香港殖民时期的立法局（现在叫做立法会），是有一些“代言人”的，有些权贵议员跟他们勾结甚深，经常代他们发言，阻止香港政府加建公厕。
港英政府管理香港的时候，很多事情都要在立法局先讨论，装模装样要投票通过，这些地产商的代言人就来反对了，说“不需要啦，很厌恶的，很臭的，居民反对的”，其实背后的理由，主要是害怕政府再建一些公厕，影响了、抢了这些地产商的商业厕所的利润，背后是有这些商业权力的角力的。
买卖粪便是真的可以赚大钱的。比如有人考据过，1876年，在香港最早的20个最高纳税人士当中，有5个是公厕的地产商，或者他们的代言人。
正如一些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当他们研究港英政府是怎么样管理香港这个城市的时候，又特别注意到粪便的收集处理、买卖的问题，有一位历史学家文基淑（这个是翻译名）就说过：
通过投标，将收集这些资源——粪便甚至是包括垃圾——的权利，批给中间人，政府便能在最少麻烦和承担最少责任下，确保收入，大大缓减从人民征收税项时产生的烦扰和冲突。而且这些收入有保证，可以让政府放心，因为是那些人投标，金钱是按月预缴的。
所以港英政府在管理城市上就是用拍卖这样的策略，这些粪便的买卖要跟政府签合约，这一类的合约，政府就归类名为“粪便合约”。英文很有趣的，直接叫night soil，“夜土”，其实就是中文的夜香。
政府的粪便收入是节节升高的，1869年开始实行的时候，只有240块而已，过了31年、32年，1902年已经攀升到67920块。不断地这么升上去，那政府可以确保一笔收入了，然后将这些收入也都用在其他的公共服务上面。
结语
所以当时港英政府去发展管理香港这个社会，不是随便的，它有非常专断的一面，非常蛮横无礼的一面，但是也有它的合理性，用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可预测性来计算、规划。
我们说粪便这个主题，不是说俗，不是纯粹搞笑，而是真的可以看到一个城市管治策略里面，它的逻辑、思维等等。
各位如果对粪便买卖有兴趣，对香港的粪便买卖历史想知道多一点，香港有一位年轻的学者，叫庄玉惜，她有一本书很有趣，就叫做《有厕出租》，就是说政府将厕所租给你赚钱，副标题就叫做“政商共谋的殖民城市管治（1860-1920）”。
当时的公厕、商业厕所的地理分布位置，粪便商人背后的官员，或者是地产商人的权力勾结，哪个跟哪个怎么样的合谋，哪个跟哪个有什么商业甚至家族关系，都研究得一清二楚。
说完公厕，希望你的鼻子不会跟我一样，感到臭烘烘，今晚都吃不下饭。
文/马家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