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这一宏大的社会命题仍然牵绊着全体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只是多生少生、生男生女的问题，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变迁，正以另外的面貌出现。
1990年，怀孕五个月的宋丹丹搭档黄宏，在央视元旦晚会上表演了一出小品《超生游击队》， 该小品讲述了一对躲避超生检查的夫妇在城市街头流浪，经过思想斗争最后放弃超生念头的故事。
“医院有个什么超，是男是女一超就知道，对，屁超！”
两位表演者在幽默和讽刺中间寻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平衡点，将农村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凝练成一个又一个的包袱，逗得电视机前的观众大笑，年轻的宋丹丹和黄宏也因此一炮而红。
数年后，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的相关规定出台，黄宏所说的那个“P超”也失灵了。
值得玩味的是，当年那些为小品发笑的观众里，有多少人在现实中也有意无意地带着重男轻女思维？
最近，学者施丽虹经过在一个东北村庄一年多的调研后，抛出一个多少让人有些意外的观点：
越来越多的农村独女户家庭自愿放弃二孩指标，选择只生一个女孩，而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家庭为儿子娶妻所背负的沉重的经济负担。
仅凭某地的经验和一项研究，当然不能断言从“重男轻女”到“重女轻男”的逆转，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观念相对保守的乡村，生育观正变得纷乱、多元。随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儿子的“含金量”也相对变低了。
01
“不管怎样，我就是要生儿子”
“怕生儿子”这种说法乍一听还很陌生，毕竟直到刚刚过去的2018年，我们还能看到《娘道》这样天雷滚滚的奇葩剧——女人终其一生的价值，都由生育体现，更让人唏嘘的是，这剧的收视率表现还着实不错。
一直到最近，有关“四房长孙”的话题还能轻易霸占热搜。
生育犹如接力赛跑，一棒接着一棒，一代接着一代，但在相当一部分人眼中，女性并没有走上赛道的资格。一个家庭要是没有男性成员出现，某种程度上传承就已经断绝。
从古至今，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一种群体观念背后，必然有社会经济因素作为支撑。
从遥远的《诗经》时代开始，人们就将生儿子称为“弄璋”，生女儿称为“弄瓦”——璋是精美的玉器，瓦是纺织所用的工具。农业社会根据社会分工，对男女所作出的不同期待，一目了然。
在漫长的农耕时期，多子意味着多福，男丁是否兴旺是一个家族能否延续的标志。
男性劳动力是家中的顶梁柱、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所以家中的财产主要由儿子继承，儿子相应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这是传统家族得以运转的基本逻辑，也是子女们自出生起就被灌输的共识。
而伴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工业化、城市化的时代来临，女性地位逐渐提升，中国家庭对于生育的态度也渐趋平等。四十多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更是加固了这种“男女都一样”的想法。
而在独生子女随处可见的城市之外，乡村的观念更替显得更加迟缓一些。越是欠发达乡村，“生育”越是作为一种低收入者对冲风险的方式而存在。
所谓“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在一些人看来，多生几个儿子，总有一个能有出息，帮助全家摆脱贫困。而即便是全军覆没，至少养老问题也能得到概率上的保障。
与此同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实行的“一胎半”政策，也在无形之中助长农村居民的“重男轻女”观念。
所谓一胎半，即夫妻双方同为农村户口的前提下，如果第一胎生育女孩，那么间隔几年之后可以申请生育第二胎。在三十余年的时间跨度里，共有十多个省份曾在部分农村地区推行该政策。
不少一胎是男孩的家庭会放弃生育第二个孩子，而第一胎是女孩的家庭却很少放弃这个权利——正如有研究表明，人们对于儿女双全的渴望会在已生育子女性别单一时变得更加强烈。
去年7月，抖音上一段11名女子身穿相同款式服装，拿着秧歌扇，报着自家排名，依次从镜头前走过的视频在网上引发了不少的关注。据报道，这家人有11个女儿和一个儿子，11个姐姐为了弟弟能顺利结婚，给弟弟凑了32万元娶媳妇。
多少城里人将此作为证明自己猜想的依据：你看，村里的老百姓还是喜欢儿子。
事实上，随着乡村的经济结构改变，关于生育的变化早已悄然到来。
02
生一个孩子，不再是多一双筷子
时间推到2005年，当年的一项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我国一胎出生性别比为108.41，二胎为143.22，三胎及以上高达152.88（出生性别比正常范围为102-107之间）。
男女比例的逐渐加码背后，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残酷？
而从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起，“生儿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承人”等标语也在互联网催化下成了“生男生女都一样，不然儿子没对象”的求偶笑话，不少年轻一代的农村居民也笑呵呵点赞。
传统的女性外嫁、男性组成村庄血缘大厦的模式已经破产，农业生产也不再是单纯的劳动力输出。
比如2004年的电视剧《马大帅》和2005年的电视剧《民工》里，都有父辈阻止儿女进城打工，但最后自己也跟着成为一名城市劳动力的桥段。
一代农民工、二代农民工被吸纳进城市，最终组成每年春节数亿人次浩浩荡荡的迁徙大军。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Jndith Rodin 曾说：“我们站在一个时代的门槛上。在这个时代中，现代社会的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是由行为问题造成的。”
试想那些有过城市生活经验的乡村青年，还会觉得多生一个孩子，无非是多添一双筷子的事吗？还会认为男孩比女孩在经济上有先天的优越吗？
目前，中国农民工的数量超过两亿，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绝对收入、工资增长幅度、稳定性都不高。
根据统计，2018年中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只有3721元，享受保障性住房和公租房的农民工比例只有2.9％和1.3％。
知名媒体人肖锋曾在微博上分享一次和网约车司机的对话：
司机和儿子一同在城里打工，因为家里一两亩地租出去的租金不到一千块，请几次客就没了，进城打工又没有固定活计，所以儿子干脆选择不生。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617元，人均消费支出为12124元，可用于储蓄的金额并不多，这在抚养一个孩子所需金额面前，更是杯水车薪。
一个孩子背后牵扯的是择校费、补课费、食宿费、生活费……城市家庭所要面对的子女教育问题，农村居民通通会一样不落地面对。仅仅添双筷子，让孩子稀里糊涂地长大，显然是很多父母无法接受的。
以幼儿园为例，2017年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目前中国59万个行政村中，大约有40万个没有幼儿园的。上不了公立幼儿园，农村的孩子就只能上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更多的情况是，不上幼儿园。
一头是收入不高，一头是支出不少，在不爱生孩子这一点上，不少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想到了一块。
从“多子多福”到“多子多愁”，持有传统观念的人即便对“重男轻女”思想仍然难以释怀，但在囊中羞涩之下也会慢慢学乖。
而且算算经济账，生女儿似乎比生儿子还要更“划算”。
变得“划算”之后，许多女孩才被留了下来。
03
“儿子是真生不起啊，还是生女儿吧”
2015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出了一期《陇东婚事》，细致地描绘了一个甘肃小县城的婚恋产业链：
适龄男性倾其所有，拿出十几万元彩礼，只为娶到老婆，媒人成为类似中介的掮客，帮忙牵线搭桥，而有女方家庭抱定“奇货可居”的想法，进一步拉高彩礼的额度。
只有女儿的家庭固然可以借此增加收入，儿女双全的家庭也可以做到“收支平衡”，但对只有儿子的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这个并不发达的甘肃小县城，天价彩礼带来了数不清的纠纷。
吊诡的是，造成乡村养女儿比养儿子更“划算”的原因，恰恰是重男轻女的思想。
首先，比起女儿，一些家庭儿子的期望更高，投入教育成本也相应较高。
不是所有女性都能像《都挺好》里的苏明玉一样，在父母的区别对待下自己打出一片天，家庭教育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往往导致“女孩读书不如男孩”成为现实。
一直以来，农村地区女童比男童更高的辍学率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其次，由于上文提到的出生比失衡，以及女性外流，越来越多村庄呈现男多女少。
《陇东婚事》里采访的几个女孩，就不愿听从父母安排，想去更大的城市工作。当很多女性在婚恋中瞄准上一个阶层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乡村就冒出一批“剩男”，所谓一家有女百家求，男性结婚成本也水涨船高。
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农村屡屡出现、令人咋舌的天价彩礼。俗话说，“儿子娶媳妇，爹娘脱层皮”，最极端的例子里，农村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能娶到媳妇，甚至走上借贷之路，最终债台高筑。
今年年初，民进吉林省委调查了当地一些地区，发现农村彩礼越来越高，普遍10万元以上。
4月，江西鹰潭乡村的男子许俊就因为40多万元的天价彩礼，举起菜刀砍死了自己的未婚妻，震惊了不少网友。结婚成了一笔交易。有人买卖不成，命也搭进去了。
6月，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更是直言，一些地方不良风气盛行，天价彩礼让人“娶不起”。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越是收取高彩礼的女性，在经济上势必也越依赖男方家庭——根据统计，1990年农村在业女性的平均收入是男性的近八成，到了2010年就只有一半多一点。
“生育”这一宏大的社会命题仍然牵绊着全体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只是多生少生、生男生女的问题，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变迁，正以另外的面貌出现。
距离《超生游击队》播出已经过去整整十29年，距离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也已经过去四年。
故事里那几个叫做“少林寺”“海南岛”“吐鲁番”的女孩想必已经出落成人，到了成家生子的年纪，而黄宏和宋丹丹扮演的夫妻俩，今时今日说不定正庆幸着当年生下的是能赚礼金的女儿，而不是耗尽家财的儿子。
但这种变化，也许不完全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