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足又输了！
当地时间2019年11月14日，阿联酋迪拜，2022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强赛，国足1 : 2不敌叙利亚。
随后，国足主教练里皮在发布会上突然宣布辞职：“我不想说这场比赛，一个球队到了场上应该全力以赴，主教练的部署应该执行下去，如果球员到场上害怕，没有斗志、欲望、胆量，不能把我训练的东西踢出来，这就是我主教练的责任。虽然我们战胜了关岛马尔代夫弱队，但遇到强一点的队，人家就能比我们踢得更好、更有组织。我的年薪收入非常高，这场输球我承担全部责任，现在我宣布我正式辞职。”
没等随行翻译翻译完，里皮就起身而去，想必在他心里如此不争气的球队世所罕见，让他颜面扫地。而这距离里皮5月26日回归仅不到半年。本届世预赛，国足一共参加了4场比赛，2胜1平1负，而叙利亚四战全胜。
我们的国足为啥敢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不争气？这个问题一直像梦魇一样困扰着每一个中国球迷。
2019年3月2日，西甲第26轮，刚刚加盟“西班牙人”队俱乐部的中国球员武磊，接到中场传球后轻巧推射，打入了他的西甲首球。
近4000万中国球迷在9000公里外击掌相庆，通过网络见证了“武球王”的这一历史时刻，要知道上一个中国球员在欧洲五大联赛进球的，还是在3731天之前。
十年，国民经济都轮了两个五年计划了，咱们中国球员才进一个球，足见稀缺。怪不得连西班牙大使馆都连夜发微博祝贺，西甲官网也在头版称赞：武磊，2018年中国金球奖得主！
中国金球奖一共颁了两届，武球王拿的是第二届，第一届得主是冯潇霆。
武磊射进西甲首球前的一个月，跟冯潇霆一起参加了阿联酋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对阵伊朗，冯潇霆开场18分钟不小心把球停在了身体三米之外，让对手捡漏射门成功，最终0：3惨败。
赛后媒体骂成一片，更有资深球迷沉痛惋惜：2005年荷兰世青赛那会儿，中国队4战进11球，20岁的冯潇霆跟梅西一起，被评为世界足坛“十大最有希望新星”。
可惜，十几年过去了，梅西从新星成为巨星，收获的奖杯需要一辆五菱宏光才装得下，但冯潇霆却从新星变成了段子手，最近的热搜是上了李诞的《吐槽大会》。
在《吐槽大会》上，冯潇倒是妙语连珠，比如他自嘲道：“我是国足队长，大家都说国足队长和美国队长差不多，都是背锅的……但是我跟美国队长不一样，我不甩锅啊。”
一看就是经验不足的小同志，在中国搞足球，你不甩锅能干嘛？
从首次参加世预赛的1957年算起，60年过去了，国足只踢进一次世界杯。50年代中国队曾8比1灌射印度队，近年却被印度0球逼平，这种牛短熊长、震荡下跌的走势，只有股民才懂。
这一切的背后，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是金钱的诱惑，还是个人的堕落？是实力不济，还是命运多舛？到底是谁拖了中国足球后腿，我想知道答案。
01. 时代：哀其不幸
新中国的第一任足球老师是亲密的东欧兄弟。
1951年，解放军足球队走出国门会战捷克斯洛伐克，由于舟车颠簸，加之的确水平不如别人，被人摁着打了一个1 : 17。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难道搞不好三大球？领导很着急。
而时逢匈牙利足球队创下了连续33场国际比赛不败战绩，于是国家便用紧巴巴的外汇，相继送了25名队员到社会主义兄弟家里去取经学习。
年维泗、张宏根等人从北京坐了13天火车抵达匈牙利，顿时就感受到了巨大冲击。东欧兄弟水平高，做饭大师傅、场地施工员临时组队，都踢得他们这些国脚羞愧不已。
好在队员们革命干劲十足，不负重望、勤学苦练，经过一年半科学系统的训练和牛奶面包的喂养，球队终于达到了欧洲乙级联赛的水平（年维泗语）。
1957年夏，学成归来的国足第一次大考，冲击瑞典世界杯。在雅加达的首战，国足以0比2告负印尼队，因此，当回到家门口北京先农坛体育场时，意味着国足必须拿下比赛。
那时候国足心理能力还很强大，开场仅一分钟，50年代的中国头号球星张宏根便连过数人，在距离球门25米处左脚大力抽射，皮球带着一代人的希望和呐喊入网得分。
尽管当时的球队连最基本的饮食和医疗都难保证，但那批挥洒着“革命精神”的国足队员们还是为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门将张俊秀，擅长鱼跃扑球，被誉为“万里长城”；左边锋方纫秋，意识敏锐，门前杀手；前腰年维泗，敢打打拼，球场硬汉；前锋张宏根，技术全面，能突善射，还被越南印到了邮票上。
遗憾的是，国足虽然取得了4 : 3的胜绩，但因净胜球劣势出局，世界杯首航触礁。
那个时期的国人很拼，但对足球也有不少误解，比如大部分人更推崇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进医院的大无畏精神，结果老一代的名宿们多在30岁前就因伤退役，止梦世界杯。
接棒的第二代球员有小个子天才胡登辉、飞将军王后军、能跑能带的戚务生、防守稳固的徐根宝等人。他们大多出生于40年代初，技术、体能、速度都超过了上一代，训练也依然格外刻苦。
这批极有可能冲进世界杯的球员，却无法逃离命运的齿轮。胡登辉曾胳膊绑着夹板比赛，场上刚毅如铁，却在浩劫中不堪受辱，在圆明园一颗歪脖子树上吊自尽。
没人敢去善后，只有当时担任国足队长的戚务生，借了辆三轮车，顶着巨大压力把队友发硬的遗体从树上解了下来，铁青着脸独自蹬回宿舍，悄悄地找地方火化了。
十年动荡、十年青春，第二代球员在漠然中终止了足球生涯。
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第三代球员出征亚洲杯，在狮城新加坡不仅勇夺亚军，更在世界面前展示了国足的风采，李华筠、古广明、贾秀全、赵达裕等人便是其中佼佼者。
比如“矮脚虎”赵达裕，虽然个子不高，但从小就绑着十公斤沙袋练习弹跳，倒挂金钩如履平地。他曾在“尼赫鲁杯”中绝杀两年后的世界冠军阿根廷，将马拉多纳的一干队友踢成手下败将。
然而即便是这批高光球员，因为种种原因，最终也未能帮助国人实现冲出亚洲的梦想。1985年的“519”惨案，宛如一把尖刀，刺穿了中国足球的心脏。
5月19日，世界杯预选赛末轮，国足面对实力远逊自己的香港队，打平即可出线。但媒体并不答应，认为国足面对英国治下的香港，一定要全力拿下，给资本主义一个下马威。
赛前的紧锣密鼓，导致了一场标准的心理失衡型比赛。重压之下的中国男足，面对摆大巴、猥琐反击的香港队，十一次角球只有一个打在了球门范围内，最终1 : 2饮恨出局。
从自信云巅坠落的球迷怒不可遏，爆发了打砸抢的骚乱。公安不得不拘留了127名肇事者，才平息了风波。而这次骚乱，也被海外舆论揶揄道：“中国球迷已经实现了国际接轨。”
骚乱给教练、球员套上了极大的心理包袱，赵达裕与李华筠在“519事件”后相继挂靴，只有古广明后来去了德乙，成为第一个在德国踢上职业足球、配上宝马轿车的中国球员。
年维泗“海归一代”终结于伤病，徐根宝“接棒一代”困惑于时代，贾秀全“高光一代”负重于心魔。
没有德国的“铁血战车”、荷兰的“三剑客”、意大利的“链式防守”和阿根廷的“上帝之手”，中国足球的古典时代只有“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的动荡与“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悲情。
而从“519”惨案开始，中国男足陷入了越输越怕、越怕越输的噩梦漩涡。
02. 球员：怒其不争
1986年，釜山亚运会对阵韩国，国足先进一球后收缩防守，被4比2击溃；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预选赛又碰韩国，国奥开场9分钟被对方灌了三个球。“恐韩”已成气候。
1989年国足再次冲击世界杯时，1比0领先阿联酋、1比0领先卡塔尔的两场比赛，都出现了最后三分钟连丢两球的状况，替补队员董礼强两次带球失误导致对手破门，耻辱性地一战成名。
“黑色三分钟”笼罩下的国足，仿佛魔法消失后的灰姑娘。煮熟的鸭子接连飞走，男足彻底陷入低潮，用徐根宝的话形容就是：“打击太重太快，一生都会产生阴影。”
2000年，米卢来到中国，带来了“快乐足球”的同时，也搞起了思想建设。在召集范志毅和郝海东两位素有芥蒂的老将时，米卢提了一个问题：“你们是为谁踢球？”
在随后的比赛中，范志毅放下包袱和成见，将球顶给郝海东，后者轻巧垫射入网。进球后两人热烈拥抱，间接回答了米卢的那个问题：“为了中国。”
国家荣誉和足球享受，激励着球员。最终，于根伟在五里河一脚捅射宣告国足冲进了2002年世界杯，男足在这一年终于没有给在凯歌高进的中国人添堵。
这是本世纪仅有的高光时刻。如果说国足在2002年世界杯惨败给巴西等高手算是交了学费，情有可原。那么后面几代连亚洲十强都进不去的“辍学行为”，就令人心寒了。
从亚预赛、奥预赛到亚洲杯、世预赛，凡是有中国队参赛的小组，都成了“死亡之组”：国足长年续订了一个死亡名额。男足的屡战屡败，让球迷们只能用段子来化解怒气。
少有的曙光出现在2005年的荷兰世青赛，以董方卓、赵旭日、郜林、蒿俊闵、冯潇霆为代表的国青小将，有传有射，敢断敢过，4场比赛攻入11球，最后虽然2 : 3惜败德国队，但仍赢得球迷尊重。
好景不长，次年国青教练克劳琛被罢免，这批希望之星在亚运会中倒在了和伊朗队的点球大战中。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中，谭望嵩直奔比利时球员下三路去的少林腿，也完全压过了董方卓的一记头球。
而在2006年男足对阵伊朗的比赛中，国足球员在被断球后有的龟速回防，有的叉腰观看。最终，伊朗前锋晃过门将王大雷后，并没有选择射门，而是招呼队友来庆祝后，才缓缓将球送进了球门。
从“邑人奇之”到“泯然众人”，2005年的国青黄金一代上演了加速版的《伤仲永》。
而11年过去了，中国队出征亚洲杯的平均年龄升至28.7岁，实打实地遭遇“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悲壮。不光奥运会进不去，国青队也已连续7届无缘世青赛。
在甲A时代，21岁的球员能在国足胜任主力，如今23岁的球员却只能靠足协强制新政才勉强上场。而23岁，在职业化的欧洲足坛早已是一个熟透了的年纪。
金元足球之下，俱乐部狂买外援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本土新秀脚下没根，青训断代、后继无人，只能请外来和尚，吃一天斋念一天经。
然而这些“场上不争气，场下不成气，场上不专业，场下不职业”的球星们，却真的已经是偌大一个国家最能拿得出手的一拨球员了。想给他们压力，恐怕只能靠归化外援了。
聂卫平也是球迷，他曾珍藏了一瓶领导人送来的茅台酒。据说茅台酒厂一共有两瓶这样的酒，另一瓶给了邓公。当年世界杯出线，聂大师特意打开藏酒和几位足球名宿共饮庆祝。
十几年后，聂大师很恼火，感叹酒“可惜了”。
03. 主帅：受辱含冤
1983年国家体委挑选国足主帅，代理主帅张宏根被约谈聊聊组队目标。他思考了一番，有点保守又有点清醒地表示：（我）出任主教练，可以打出水平，但冲出亚洲没有十分把握。
这个答案让渴望成绩的领导们觉得没魄力，于是，机会留给了立下军令状的曾雪麟。
而张宏根则在1987年获得体委批复，到国家体委体育服务公司下属百乐酒店担任公关经理。踢了半辈子圆球的射手，离开球场进入酒桌，从头学习如何圆滑地与人相交。
而曾雪麟一头撞在“519”这堵墙上后，才知道自己签的是投名状、背锅状。赛前预感到危机的他，曾提出到香港研究对手虚实，领导听闻直接甩了冷脸：“香港队有什么可看的？”
比赛失利当晚，曾雪麟被球迷围堵在工体休息室，有问候祖宗的，有要枪毙他的。他引咎辞职后，仍然不断收到刀片和骚扰信。
老爷子后来透露，那天的战术其实不是自己定的，有领导发话了，“踢香港你还要保平就出线吗”，中国队必须攻出去，必须赢得漂亮。
1987年的奥运会预选赛，中国队再战香港队，国足主帅已是高丰文。后腰唐尧东迎着香港门将的双拳头球攻门，1比0。高家军报了“519”的一箭之仇，球迷们称赞解气来劲。
而与日本那场更关键的预选赛中，高家军又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以2比0反客为主，首次冲进了奥运会决赛圈。
在刘建宏、白岩松那代球迷的记忆中，街上整夜有人游行庆祝，球队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隆重的庆功宴。又过两年，功臣成了罪人，高丰文在“黑色三分钟”后收到了刀和绳子。
辞职后的高丰文在1995年创办了第一家民营足球学校，每人每年仅收4000元，管吃管住，跟如今动辄七八万的学费完全没得比。高丰文儿子心疼父亲，建议老爹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高指导听完回了两个字：“滚蛋”。
然后学校硬挺到2008年，最终还是倒闭了。
接着继承霉运的是来自上海的“中国足球教父”徐根宝。1992年，徐根宝带着一手调教的弟子南下吉隆坡，这支坐拥范志毅、郝海东、徐弘、区楚良的国奥队，在“打平即可出线”的生死战中上演了“打死都不出线”的剧情，1比3负于韩国，引来骂声一片。
徐根宝引咎辞职后，在2000年回到崇明岛，创办足球基地，潜心培养年轻队员。根宝足球学校鼎盛时撑起了国家队的半壁江山，武磊、张琳芃都是他的得意门生。这位七十五岁的老人被称为“中国弗格森”，至今仍奋战在青训一线，很难说是国足的幸、还是不幸。
国足连续失利后，有人提出本土教练能力不够，必须聘请洋帅。于是，徐根宝折戟沉沙的那一年，德国人施拉普纳以25万美元的年薪来到中国。
5个月后，国足夺下广岛亚洲杯的季军。新教练、新队员、时间短、成绩佳，正中了国人“速成”心态的下怀。施拉普纳被当成国足救星，球迷们亲切地称之为施大爷。
1993年春晚现场，施大爷一根白发，被冯巩以5万元的价格拍卖。“施大爷的这根头发是在中国变白的，是为了中国足球变白的，是为了中国变白的，我们要把它永远留在中国。”
然而，次年施家军率队冲击美国世界杯，在同一干西亚弱旅的遭遇战后铩羽而归。一夜之间中国球迷将来自德国的“豹子精神”弃如敝履，纷纷喊道：施拉普纳是国际骗子。
于是，1994年主教练一职又落到了老实人山东大汉戚务生身上，戚务生不敢怠慢，以甲A前列球队为班底，组成了一个号称史上最强国字号的队伍。
这只球队在北京工体迎来了各路友谊赛。意甲豪门桑普多利亚、英超强队阿森纳、乌拉圭劲旅佩纳罗尔，以及哥伦比亚国家队等各路球队，居然都没在国足身上捞到一场胜绩。
后来人们才知道，走穴而来的豪门，其实都是在给甲方面子。
回到正式战场，国足马上被打回原形。大连金州首战，国足在2比0的局面下被伊朗人连扳4球；对阵“鱼腩球队”卡塔尔的关键一役，国足输了个2比3输掉。愤怒的球迷甚至放起了鞭炮喝倒彩。
两百多天，没有假期，生活单调的封闭集训，换来戚务生瘦了两个皮带扣，也换来了熟悉的一地鸡毛，戚务生差点儿被球迷砸烂狗头，只好灰溜溜的下课了。
接棒的是英国学院派教练霍顿，他曾四次获得瑞典联赛最佳教练员。在足协问卷调查中，95%以上的运动员和100%的国家队教练员和干部对霍顿一致认可。
辉煌的职业生涯止步于国足，奥运会没出线后，霍顿就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
领导们对随之而来的米卢也不满意，后来入狱的足协副主席南勇就曾发难道：米卢每次汇报就两三页纸几十句话，太简单了，不够重视。看来百页精致PPT的贾老板，搁什么年代都会吃香。
还好米卢顶住压力，为国足量身打造了攻防套路，大胆启用有特点的新人，而且严格执行自己的既定方针，需要拿1分就行的比赛坚决猥琐发育，需要拿3分的比赛坚决放手一搏。
终于，米家军以17分小组第一的成绩冲出了亚洲。球迷和领导们含着泪水，说着“真香”。
当然，世界杯期间国足净吞9蛋，米卢背锅下课。六年后，沈阳城市改建。一声巨响中，五里河体育场被1.2吨TNT炸药夷为平地，7秒钟的时间，炸掉了中国足球几十年的记忆。
然后便是荷兰人阿里汉。在任期间，首场比赛在广州0比0战平了世界冠军巴西队，又斩获了亚洲杯的亚军，开局还不错，可惜阿里汉还是倒在了世界杯预选赛上。
世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对阵香港队，国足需要和其他球队比较净胜球，对手香港队默契配合。最终国足7比0大胜，然鹅现实很残酷，国足还是因为净胜球不足被淘汰。
据说原因是算错了数字，要赢应该至少踢成8：0，前期沟通工作没做好。
接任的朱广沪颇有伯乐之相，在健力宝执教时，他将郑智从后卫改为前腰，令后者组织进攻才华全面绽放。但可惜朱伯乐运气不佳，2007年率队冲击亚洲杯时，又是一场平局即可出线的比赛，但却被乌兹别克斯坦打入了三个定位球。
2009年高洪波上任，次年以最年轻国足主帅的身份率队出征东亚四强赛。不仅0比0逼平了日本，更是3比0大胜韩国，最终夺得冠军。邓卓翔和曲波戏耍韩国队后防线的精彩进球，令习惯了24年“恐韩”的球迷们唏嘘不已。而国足的FIFA排名，也一时从108位前提至69位。
球迷们都期待着男足在世界杯预选赛会有所惊喜，然后，高洪波突然被足协免职。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连中国队的赞助商Adidas都劝有关方面慎重考虑，但决策者始终不为所动。
继任者是西班牙足球名宿卡马乔。卡马乔在皇马踢球时奖杯拿到手软，在西班牙国家队也是核心主力。但退役后的教练生涯却十分凄惨。他带领塞维利亚队期间，球队被迫降级。在皇马任教期间，创下了22天的最短执教记录。
但坚强的卡马乔不信邪，还是决定用一件最难最惨的事情来证明自己。
卡马乔执教国足后，急需要一个软柿子。可惜“柿与愿违”，2013年男足在合肥1 : 5惨败泰国二队；而热身赛上也0 : 8输给巴西，创造了中国男足的最大输球纪录。
“足坛鲁迅”范志毅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足球脸都不要了。”
这段中国足球史上最经典的镜头之一，或多或少地触及到了问题的关键：“一届一届换了多少足球协会主席了，换汤不换药啊！”，“把自己战术打法，足球的这个理念先搞懂，小高（高洪波）带的蛮好的，你把他换了干什么？”
重压之下，卡马乔被迅速解雇。短短时间内这一热一冷的变化，让卡马乔也很懵逼。
因此，他一边将中国足协告上FIFA，要求清偿巨额欠款；一边对外媒抱怨，“中国足球一片混乱，官员裁判都进了监狱，连足协自己都还没有想清楚怎么弄，就把我给请来了”。
卡马乔走了，经济适用男佩兰来了。他的执教成绩并不突出，所幸也没卡马乔贵。于是，来的不轰烈，走的也很平静。高洪波随后又被拉来救场，但他清楚认识到“领导认为目前国足成绩差，主教练应当承担责任”后，也是无奈辞职离场。
被“爱马仕哥”高薪请来的“银狐”里皮，战绩惊艳，曾拿下世界杯、欧冠、意甲、亚冠、中超等赛事冠军。但很不幸，执掌国足后，他和冯潇霆一样晚节不保。
亚洲杯后，他被指责为“国际骗子”，33%的胜率对不起1.8亿元的年薪。里皮背负骂名、人走茶凉，连批评队员没有荣誉感后，都要赶紧再澄清下是翻译错误。
自1974年中国足协被亚足联接纳时算起，45年内，国足主帅更换了近30次。
如果按这个频率更换女朋友，铁定被骂是渣男。这些教练，纵有各种光环，也没法成为点石成金的神仙。而且恰恰相反，他们处于“甩锅链”的最底层：
队伍从弱到强需要锻炼，难免会输球；输球就会引起舆论不满；舆论不满领导就有压力；领导有压力主教练就要承担责任，立刻从“我的大爷”，变成“你大爷的”。
如今，留给国足的时间还有，但留给国足的教练人选已经不多了。到底什么是主因，心里没点数吗？
04. 体制：拔苗助长
1992年，邓公南巡，激起改革一片。3月份，足协一马当先，提交了足球改革方案，俱乐部职业化的思路，在当时举国体制下招来强烈的反对。幸而领导高屋建瓴一番讲话后，统一了思想认识。
“足球这个项目目前没有什么精神负担了，一穷二白。不可能拿乒乓球、游泳做试验。足球改革的代表性比较强，可以做一个试点，起带头作用，以摸索改革的经验。失败了再重来，这样的损失是局部的。”
于是，俱乐部纷纷脱离体委，成为了自负盈亏的企业实体。但足协却依然留在了国家体育总局内，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双轨制，对内执行计划行政，对外执行市场经济。
双轨制只是作为过渡，最终目标是管办分离。为此，体育总局伍绍祖曾定下决心，“体委不会因为失去控制力而害怕”。
然而，中国足球陷在双轨制的泥潭中长达22年，直到2016年足协才和总局正式脱钩。足球这位体育改革的急先锋，一只脚留在原地，另一只脚跨得越远，扯得就越疼。
在推动改革的问题上，总局喜欢委任圈外人来充当负责人，指导思路是：利益纠缠越少，改革魄力越大。
2000年，“外行”闫世铎开创先河式地接替了“内行”王俊生，成为足协新掌门。闫世铎曾写过一篇论举国体育利弊的文章，一股子改革派的味道。
上任不久，闫世铎便提出了人民足球、少年足球的纲领，希望沿着这条路，“坚持五六年，有信心向日本叫板”。然而，当中国队抽中了世预赛的上上签后，长期规划顷刻退位，足协工作原则转为“一切服务、服从于世界杯”，“2001年联赛只升不降”的方案也随之出炉。
取消升降级后，处在升级通道的甲B球队慌得一比，为了最后几张船票，争先祭出假球与黑哨，最终酿成了浙江绿城、长春亚泰、四川绵阳等五家俱乐部互踢假球的丑剧，史称“假B五鼠”。
与此同时，“留洋限令”也隆重出台，几位已经在欧洲球队站住脚的球员，如张恩华、谢晖等人，均“自动”割舍前途，全力回国备战。这一转身，就与留洋就此别过；可要不转身，他们的下场多半就是下一个王治郅。
2001年的十强赛国足赢了，战利品是和巴西等队交换了几件球衣，而牺牲的却是青训缺失的几年。眼瞅着不见新人。2005年足协规定没有国奥队球员的俱乐部，每场比赛必须上场至少两名20岁以下球员。
结果，深圳队在比赛最后一分钟，先换上一名小将，随后又用另一名小将进行替换，完美适应规则而不影响球队实力，塑造了大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场。
而类似的骚操作追根溯源可至上世纪80年代。足协为了逼国足练头球，规定两队积分相同时，一个头球算两个进球。然后一些比赛中，球员面对空门不拔脚射门，而是将球挑起来后头顶得分。
还有更荒诞的情形。2004年中超联赛资格计分规则，出现了输球才能晋级的状况。重庆力帆求败心切，球迷甚至打出了“欢迎来赢球”、“请捅我一刀”等的标语。
虽然改革是不断尝试、不断改正，但有些错误完全是“内行人扫一眼、外行人认真点”就可以避免的。
闻道有先后，改革不拒跨行人，但足球可能真的需要学习隔壁篮协，找到本来就活跃在表情包上的那个男人，否则只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叉腰肌”这种笑话，让自己的领导变成表情包。
05. 资本：委屈蹒跚
如果政策只产生些趣闻轶事、包袱段子，那倒也无妨。遗憾的是，在制度弊病的土壤下，不合理的政策就像肥料，催生着足球腐败落地生根。
2001年10月6日，甲B末轮。亚泰6比0大胜绿城，晋级甲A。有两球是在最后四分钟掐算着打入的。绿城球迷痛骂假球，时任浙江体育局局长的陈培德拨通了绿城老板宋卫平的电话，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干。
不料，刚猛汉子宋卫平在电话那头嚎啕大哭：“没想到，几千万元买下球队，却被球员出卖”。
舆论发酵、上峰震怒，足协也开始严查“甲B五鼠”。不到5天，就对俱乐部、球员、裁判给出了罚款、降级的判罚。但正如陈培德所言，“足球界的反腐败应该有三个目标：针对俱乐部的打假、针对裁判黑哨的扫黑、针对足协官员的反贪”，这一次只是避重就轻。
吉利李书福当年也是黑哨的受害者。有人劝他“冲甲A就必须给裁判送钱”，他大怒，“一个吹哨的，凭什么挣钱比我还容易”。结果球队六连败，俱乐部总经理无奈辞职。冲级无望后，入局不到一年的李书福就像后来的本山大叔一样，宣布远离中国足球，珍爱生命。
陈培德和宋卫平等人随后发起了一场“揭黑战斗”，但最终，仅有裁判龚建平一个人站出来忏悔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战斗宣布结束。
曾有人问龚建平，那么多黑哨就判了你一个，冤不冤。龚建平回答，“如果能净化足球，我死了也值得。”可惜，2004年他去世之后，黑哨越来越多，价格也越来越高。
曾管理陕西国力俱乐部的王珀，因夸口要将球队打造成银河战舰，沦为天下笑柄。他最犀利的一段话是：“要打假球，要赌球，也应该是俱乐部来操作！你们跟着我干，可以挣大钱，我带着你们赌球，我有消息的啊。”
国力俱乐部的商业模式就四字：输球赚钱。输长春亚泰，球队提前支付了下个月工资。输珠海中邦，球队在KTV消费了2万多。
当不堪被玩弄的球迷下跪求王珀收手时，他却嬉笑着回答：“陕西球迷真有意思，没有骂我，反倒给我下跪，我不成了足球皇帝了吗？”
直到2009年，公安部出手掀开了足坛的光鲜外衣，足协前高层谢亚龙、南勇、杨一民，裁判委员会原主任张建强等人锒铛入狱。而南勇正是2001年足协调查腐败案件的负责人之一。
这个时候，陈培德等人也才明白，为什么当年的反腐戛然而止——触动利益要比触动灵魂更难。
06. 尾声：谁来背锅
足球解说员黄健翔曾在微博问道：“在当下中国，有利于足球普及发展，鼓舞更多孩子想踢球的正面因素有哪些？”
留言五花八门，有的说是应该提高运动员待遇，赚大钱才能吸引人才；有的说列入高考，用中国特色的方式进行普及；有的说应该效仿北朝，输球后集体发配去挖煤。
但几乎没人提荣誉和兴趣这两个点。
我的同事杨老师曾在知乎上回答过“中国足球未来怎么样才能持续进步？”这个问题，以下是他的答案（经本人调整）：
想象一下这样一幅画面。老爸在电视机前看国足被虐1:5，无比愤怒，大骂“中国足球还有救么？”孩子跑出来说：“老爸，让我出去踢会儿球呗～”
父亲回答：“踢个P，不考大学了？赶紧去做作业！”
再想象下这样一幅场景：校长在窗边和区教育局领导谈心，领导说：“你们学校的体育氛围搞得好，要坚持！”校长刚想谦虚，窗外的操场上传来一阵喧闹，有孩子踢球时受伤倒地。
家长闹到学校，全区学校体育课减半，足球课取消。
最后一幅图。开发商告诉购房者：“我们这个楼盘真的很不错，旁边给业主配套了一个足球场，平时小孩可以来踢球。”购房者也是球迷，听了很开心，不过看了周围配套后，他建议道：
“你们应该把足球场改成shopping mall，这样房价才能涨得快啊！”
这就是大多数中国球迷对足球的爱。
在新中国初期，足球被当做轰破“东亚病夫”招牌的炮弹；在改革开放时期，足球被看做中国经济崛起的象征；进入千禧年，中国加入了世贸，足球也被寄予了走向世界的希望。
但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真的有那么爱足球吗？
其实，我们根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爱足球：我们对于足球的爱，一直都是叶公好龙式的爱，当这种爱和现实产生了冲突，第一个舍弃的就是它。
而从根子上，我们也爱不起足球，甚至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一个健康的体魄、竞争意识、团队合作精神，是一件和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同等重要的事情。
做一件让人愉快而没有“用”的事情，对急速前进的我们来说，是一件奢侈品。
中国足球的崛起，需要等到我们的社会真正能够从容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