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除了前进，别无他法。
2003年4月1日，张国荣从文化东方酒店纵身一跃，坠入纷纷细雨中。香港电影，也随之跌入了深不见底的黑暗。
那一年，香港电影投资已经陷入了全面萎缩，持续的经济低迷加上非典的爆发，让从业人员从巅峰时的2万人减少到不足5千人，很多戏只拍十来天就完工。电影院接二连三地倒闭，留下的虽然还苦撑着营业，但上座率却惨不忍睹。
张国荣的离去，让行业压抑的情绪到达了临界点。在那场上万人参加的葬礼上，香港半个娱乐圈都前往送行。唐鹤德哭到无力前行，袁咏仪泪如雨下，梅艳芳更是带着重病，被人搀扶着参加了葬礼。
有人说越是黑暗的时刻越是接近光明。也正是在那一年，中央政府将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香港导演从此开始“北上”。
此后，随着《中韩电影合拍协议》《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相继签署，《中美电影合拍协议》续签，中国的批片限制放宽了，分账比例提高了，合拍政策更加优待，吸引了无数境外资本涌入巨大的中国市场。
2003年，中国电影市场的年度票房总量为10亿，到了2019年，已经增加到642.66亿。内地银幕数量也从不足2000块增加到到如今69700块。
香港与内地奋力磨合多年之后，也在这场大潮中得到增长。以刘伟强执导的《中国机长》为例，去年获得了28.66亿的票房，尽管口碑褒贬不一，但对比2002年同样由他执导的《无间道》，票房已经增长了52倍。
受惠于中国市场的全球化，香港电影也在这场大潮中得到增长。以刘伟强执导的《中国机长》为例，去年获得了28.66亿的票房，尽管口碑褒贬不一，但对比2002年同样由他执导的《无间道》，票房已经增长了52倍。
17年后的今天，同样被疫情推向至暗时刻的中国电影，与当年香港的境况有些相似：影院丢失了客人、片商丢失了档期、演员丢失了机遇，哀鸿遍野。
很多人都期待着这场疫情可以像非典时那样再度刺激市场，甚至像香港那般迅速向外扩张，但市场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过去，是我们向海外求增量，如今，是海外向我们要欠账。
眼下疫情还未完全结束，许多片商早已经排着队拿着号码牌，待到市场秩序恢复，迎接中国电影的，将是更加艰难的一战。
汝之档期，彼之“白旗”
2020年，媒体口中的“史上最强春节档”沦为了“史上最空春节档”。入档的7部电影，除了《囧妈》中途“叛逃”进入流媒体，其余全部撤档。2月份除了情人节档有少量电影选择线上发行，撤档的更是多达28部。
摆在影院面前的，是足足11个月的影片库存，这给原就十分拥挤的发行通道至少增加了一倍的排片压力。这也意味着，即便所有影院在5月重新开放，在余下7个月里也将面临空前的排片堵塞。
而且处理库存电影也并非均匀分摊到各个时间点就完事儿。这些年过节看电影已经成为“新民俗”，越来越多的片商想挤进大档期，把有限的时间资源切分成了三六九等。但今年下半年可押注的档期已经不多了，大档期只剩五一、暑期、国庆。除开6月10日至7月10日这个专属于国产电影的“保护月”，在其它所有档期里，境外分账大片还都均有机会参与角逐。
在有限的档期里和大片正面交锋是危险的。像2018年上映的小成本佳作《无名之辈》，在《神奇动物2》和《无敌破坏王》两部大片的夹击下，排片率只有13%，上映当天仅收获846万元的惨淡票房，第二天才开始逐渐翻盘。要知道票房过低是很有可能落入被迫撤档的境地，对《无名之辈》而言，这绝对算是险胜。佳作尚且面临险境，那些资质更为平庸的电影，常常只能落得个“被迫出局”的惨境。
档期混战一直是中国电影无法解决的难题。而眼下，光是已知的延期大片就足以撑破档期。比如好莱坞的《007：无暇赴死》《壮志凌云：独行侠》《神奇女侠1984》《身在高地》；比如迪士尼的《花木兰》；比如日本的《哆啦A梦》；比如韩国的《寄生虫》黑白版、《call》《1/2的魔法》《我是宝莉》，等等。
像派拉蒙影业的《刺猬索尼克》，10天内就已经在全球取得了2.1亿美元的票房佳绩，基本算是事实层面的劲敌了。但受疫情的影响，派拉蒙宣布这部原定于2月底在中国内地上映的电影，将在“适当的时候”再上映。至于什么时候“最适当”？相信派拉蒙肯定会用尽全力向大档期靠近。
目前中国每年只有约十余部影片可以做到提前3个月定档。好莱坞向来主张错峰竞争，有些电影可以提前4-5年计划档期。但进入竞争形势更为激烈的中国，也只能入乡随俗。这种不确定性，将进一步加剧热门档期的缠斗。
有些业内人士认为，为了尽可能弥补中国电影产业的损失，影院复工后会优先安排国产片，其次是和中国有着长期合作关系好莱坞巨头。但不管怎样排序，一些小成本电影或独立电影，很有可能会成为牺牲品。
过往的数据已经屡次警告我们，档期混战的结果常常是几败俱伤：输的惨败，赢的惨胜。几年前，院线经理就曾呼吁“档期协调机制”。像好莱坞那样，不将发行手段视为秘密，充分了解竞争对手之后的竞争，虽然激烈，却是良性竞争。
但形成这样的机制需要各大片方、院线和相关部门达成共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这一目标本就无期，而在眼下这个当口就更是奢望。所以今年的院线之战，注定只有小部分傲立档期，大部分挥舞“白旗”。
敌人已达荆州
片商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压力传输给中游和下游，同样会引起产业链的震荡。
电影行业“休克”这段时间，当大家都困在原地时，有人选择主动出击。疫情发生后，阿里影业联合饿了么推出“影院卖品外送”业务，帮助超1000家影院解决库存卖品。
甩卖爆米花的同时，阿里影业还利用影院系统平台“凤凰云智”和文娱金融保险服务平台“娱乐宝”为影城提供从资金到技术的扶助措施。
阿里影业为院线提供帮助，不仅提升了品牌好感度和产品渗透率，更重要的是，以这种契机与院方进行深度捆绑，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确保阿里影业旗下电影的优先放映权。
此前阿里影业高级副总裁李捷就表示，公司愿与行业共进退，由阿里影业联合出品的奥斯卡获奖电影《1917》，将优先确保院线上映。
虽然这话可以理解为是阿里影业对院线排片的保障，但在今年空前的竞争形势下，优质的内容也需要排片的加持，票房才更有保障。至少由阿里影业参与出品的《夺冠》（原名《中国女排》）在撤出春节档之后，是需要找到一个更合适的档期。
不浪费任何一次危机，不得不说，这的确很“阿里”。
当然，无论是娱乐宝还是凤凰云智，与淘票票、云尚制片、灯塔、阿里鱼一样，这些平台本质上只能代表阿里影业布局影视制作的其中一个环节。但电影产业链环环相扣，打通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打开其它环节的想象空间。
相形之下，长于宣发，并且同样布局全产业链的猫眼娱乐，最近显得有些被动和消极。
2月初，猫眼先是减持欢喜传媒291万股，套现496万元，这不由地让人联想到过去常被媒体提及的资金链问题。紧接着又因“虚假宣传”，被工商局罚款20万元。
几个月前，猫眼娱乐轰轰烈烈地开启了“腾猫联盟”，推出了全文娱“猫爪模型”。大网刚刚张开，就遭遇黑天鹅，新战略无从下手。如果说这在疫情期间尚属于不战之罪，那么面对阿里的院线攻势，猫眼则显得过于“无为而治”。
猫眼今年的发行压力不小，光是春节撤档的由猫眼出品的电影就多达三部（《紧急救援》《囧妈》《熊出没·狂野大陆》）。按照往年的出品节奏，猫眼今年至少还有一打电影需要解决发行问题。
况且猫眼早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票务平台，这些年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同为票务起家的淘票票，渐渐和阿里影业走入了同一个竞争梯队。
阿里影业原本更侧重于电影投资，这几年投资过不少口碑佳作，比如《绿皮书》《何以为家》。但从2018年开始，互联网宣发收入大增，逐渐成为阿里影业的核心支柱。
这对于先以票务起家，后以宣发傍身的猫眼，可谓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也难怪去年猫眼开始将业务触手伸向“全文娱”，意在和拥有强劲资本后盾的竞争对手打差异战。但这样的布局，也为猫眼罩下了一副厚重的重资产枷锁。
随着文娱产品平台发力，猫眼的宣发制作成本占总收益的比重不断提升。去年8月，猫眼娱乐首次实现2.57亿盈利。但到10月底，猫眼娱乐股价却下跌25%。期间还经历了罕见的6日连跌。
资本市场的急转直下，与其毛利下降和对资金依赖度加深有着密切关联。因此，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阿里影业高歌猛进攻入院线腹地时，猫眼眼看着兵临城下却毫无动作。
关羽失荆州，是大意，更是无奈。
没有电影的日子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率先吹响了行业集结号。上海电影上影集团、上海精文共同投资设立上影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该公司将通过并购、增资、参股等形式对长三角及周边区域内的影院进行投资与整合。
招商银行研究院指出，随着越来越多影院资金链断流，今年起至未来一两年，院线整合可能会比较明显。一些上市公司将通过并购扩大市占率，以获得更为集中的定价权，提高议价能力。
50条院线，12000家影院，69700块银幕，近三个月失去电影的日子，行业最终还是进入了抄底时刻。也许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回过头来看看绝望与消沉以外的东西，才能更清楚地判断当下所在的历史节点。
回顾这十年，从2010年《让子弹飞》开创了华语电影的里程碑，到2014年的影视并购潮，再到2018年的影视寒冬，及至2019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642.66 亿元人民币（其中全美总票房788 亿元人民币）。
一路走来，影视业经历了内容质量的变革、口碑神话的崛起、资本游戏的沦陷、票房增速的下滑。但无论怎样波动，中国电影票房一直在增长。
高速发展中，过热的资本必然会导致泡沫的堆积。按照普华永道去年的预测，2020年中国电影市场的总票房收入将达到122.8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
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场疾病的到来，似乎有意阻拦这场登顶之旅。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当下的困境正好可以让泡沫散去，让市场回归冷静。用从业人员的话来说，当下的情况应该抱着“谨慎的乐观”。
总之，没有电影的日子，也不能丢了信念。与其当成劫难，不如视为考验。因为迷失在黑暗中，除了前行也别无他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