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刚联合北汽推出电动车极狐，又在商城上线了塞力斯SF5，在智能终端to C业务遭遇制裁后，华为调头重新回到to B业务。
从B到C再回B，华为能再次登上高峰吗？
华为自1987年成立至今34年，如果依照年收入规模，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起步、起势、起飞。
起步：1987年到2002年，华为年收入从550万元增长至199亿元。
根据官方资料，华为最早的收入数据统计至1988年，为550万元，2001年增长至199亿元，这算是华为的第一个高峰，但任正非在这一年喊出“华为的冬天”。次年，华为年收入下降12.2%，这是华为迄今为止唯一一次负增长。
起势：2003年到2010年，华为年收入从221亿元增长至1825.48亿元。
2003年，华为成立手机业务部，目的是给运营商做白牌手机。据任正非讲，华为终端业务是被逼上马的，因为华为的3G系统卖不出去，没有配套手机。
到2010年，华为终端累计发货量1.2亿台，其中智能手机发货量仅300万台。这一年12月，华为高层与终端部门骨干开了一个座谈会，这次会议被称为华为手机的“遵义会议”，此后华为手机决定放弃“白牌”转做“品牌”。这一年雷军成立了小米，乔布斯发布了iPhone4，三星推出Galaxy S系列。
起飞：2011年到2020年，华为年收入从2039.29亿元增长至8913.68亿元。
2011年，华为调整业务架构，组建了运营商网络、企业业务、消费者业务三大事业群（BG），特别是消费者业务BG，成为华为近十年起飞最重要的原动力。如果不是美国制裁，华为2020年收入或能突破1万亿元。
原本消费者业务可以带华为飞得更高，但由于遭到美国制裁，这股动力已然熄火，2020年消费者业务收入近4830亿元，未来几年内可能不会被超越。
加之运营商网络业务增长颇显乏力，企业业务尚待破局，因此预计华为在未来几年内总收入将艰难爬坡或大概率下降。总之，华为已飞至顶峰，正在寻找重新起飞的可能。
业务大变动
华为的起飞，从管理机构和业务架构的调整开始。
2011年，华为新一届董事会成立，孙亚芳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任正非为副董事长兼任CEO，其他三位副董事长为郭平、徐直军和胡厚崑，这是华为首次对外公布董事会结构。
其次，华为开始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轮值CEO制度。据任正非所言，轮值CEO是华为最高级别领袖，带领华为常务董事会行使决策权，而董事长孙亚芳和创始人任正非是虚位领袖，不行使决策权，但具有否决权。
在此之前，华为的顶层设计是CEO与EMT（经营管理团队，由8名高管组成）共同领导公司，EMT具有较多的决策权，EMT主席每6个月轮换一次。
此后华为董事会多有调整，2013年新增4人，其中包括海思总裁何庭波。2017年，当了18年之久的华为董事长孙亚芳卸任，“轮值CEO”变为“轮值董事长”，权力不变，轮值人员也没变；华为CFO孟晚舟接替父亲任正非上任副董事长，任正非专心位居虚职CEO。万飚在这一年退出华为董事会，现在是“弃子”荣耀终端的董事长。
2011年华为最大的变化是业务架构调整，使得华为成为今天的华为。
华为似乎非常热衷调整业务架构，根据年报，2006年至2010年，华为每年业务架构都不尽相同，但仔细一看，所谓的“架构调整”其实只是对现有业务的重新排列组合。如此“折腾”，是华为对提升业务效率的摸索。
2011年，华为组建运营商、企业、消费者三大BG，与上一年的“电信网络”、“全球服务”、“终端”三大业务相比，看上去又是换汤不换药。
任正非称，调整业务架构是为了简化管理、提高运作效率，以及时响应前方为满足客户的需求，使各个BG的目标更加明确，“这会更有利于公司的综合成长，快速地提供服务，也有利于在这个环境不确定的时代稳定增长，保持企业活力。”
还有一个大背景是，华为2011年的收入已经非常接近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爱立信，终于在2013年完成超越。
任正非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一次业务调整触及到华为的DNA了。
前面提到华为手机的“遵义会议”，在此之前华为终端业务的定位聚焦于运营商转售市场。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终端业务是to B的，而且是“脏活累活苦活”，华为2008年曾有意出售部分终端业务股权。
徐直军在“遵义会议”上强调，“终端公司现在开始不能把运营商当客户看了，我们真正的客户是消费者。”言下之意是，华为终端该to C了。在此之前，华为没有做过to C业务，是一家to B基因极强的公司。消费者业务BG成立后，toC的分量越来越重。
三大BG的成立，奠定了华为业务架构的基础，此后华为又多次增加或调整业务，其中有两次变化意义非凡。
一次是2017年，华为成立“云业务单元”（Cloud BU），负责构建华为云服务的竞争力。8月，Cloud BU从二级部门升级为一次部门，级别仅次于三大BG。次年，Cloud BU改组为“Cloud&AI产品与服务”，目标是在计算和云业务上打造华为的“黑土地”。
2020年，华为云业务再次变动，整合了存储、计算及云服务相关的组织，成立了Cloud & AI BG，华为云的地位再升一级。2021年初，余承东兼任Cloud & AI BG总裁，这被认为是华为进攻云计算的一个强烈信号。然而，不到3个月后，“Cloud & AI BG”被裁撤，又变回“Cloud BU”，同时徐直军任华为云董事长，余承东任华为云CEO。
4月12日，徐直军在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上回应称，“我们成立云与计算BG的时候，希望能够把服务器、存储跟华为云协同运作，但协同运作的时候又发现一些问题，反而消耗了我们云团队的精力。所以我们现在又把服务器、存储还回去，让云BU集中精力发展云服务。”
徐直军的意思是，华为不是放弃而是为了更好发展云业务。
另一次意义非凡的业务调整，是华为在2019年成立了“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定位于“智能网联汽车的增量部件供应商”。
时下造车风头正盛，外界对华为的期待颇高，但华为董事会早在2018年的《关于应对宏观风险的相关策略的决议》中就明确“华为不造车”。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10月，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的管辖关系，从“ICT业务管理委员”会调整到“消费者业务管理委员”。同时，华为重组“消费者BG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为“智能终端与智能汽车部件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由余承东担主任，为华为卖车埋下伏笔。
之所以说华为云和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业务意义非凡，是因为华为toC业务受挫后，华为又寄希望于toB了。
收入的重大分野
2011年以来，华为总收入之所以能够起飞，消费者业务当属头功，其收入增长趋势与总收入基本一致。
2010年，华为终端业务发货1.2亿台（其中智能手机出货仅300万台），实现销售收入309.14亿元，在总收入中占比16.9%。
2011年后，消费者业务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越来越重，2018年首次超越运营商业务，成为华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2019年，华为手机（含荣耀）出货量超2.4亿台，消费者业务已经占据华为总收入的54%，超过其他两大业务收入的总和。
这可以说是华为历史上比较重大的一次分野，一家to B起家的公司让to C业务占了上风。
另一个重大分野是中国市场收入的崛起。2011年，华为来自中国和海外市场的收入分别为655.65亿元和1383.64亿元，分别在总收入占比32.15%和67.85%。此时华为消费者业务中最重要的智能手机，在中国和全球的市场份额还排不上名号。
转折点发生在2017年，华为中国市场收入超越了海外市场，此后差距越拉越大。IDC数据显示，华为这一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份额超越OPPO位居第一，全球市场份额则排名第三。
华为2020年8913.68亿元收入中，中国和海外市场各占比65.62%和34.38%，差不多跟十年前互换了位置。一个细节是，华为2020年报没有公布手机发货量，但按照IDC的数据，华为手机市场份额依然在中国第一，全球第三，但出货量已经明显下降。
华为依靠消费者业务起飞的好时光恐难延续，由于美国制裁造成的芯片供应短缺，消费者业务受到的影响在2020年显现出来，收入增速锐降至3.34%，十年来首次低于总收入增速。
C端业务承压，B端业务乏力。运营商业务收入增速常年“跑输大盘”，甚至2018年出现负增长；企业业务收入增速整体颇为给力，无奈盘子相对尚小，一时还挑不起大梁。
值得注意的是，华为2020年海外市场收入同比下降近13%，这是华为近十年唯一一次海外市场收入负增长。
考虑到美国持续施加压力，华为海外市场收入或仍将下探。
经营地位不再强势
华为近十年的收入规模起飞了，但增速在下降，这倒也符合商业规律。
华为2020年实现收入8913.68亿元，同比增长仅3.18%，2019年同期为19.08%。如果抛开华为历史上仅有的一次负增长记录，那么2020年的增速则属最低，这就不仅仅是商业规律的作用了。根据华为高层所言，美国制裁的影响不言而喻。
消费者业务这一个增长极已经暂时倒下，如果2021年没有新的业务增长极补位，不出意外的话，华为2021年收入将吞下历史第二次负增长的苦果。
还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是，2014年起，华为的销售毛利率一直在下降，已经从高峰的44.22%降至36.7%，降幅不能说非常大，但对于收入规模庞大的华为来说，下降一个点就意味着大几百亿的毛利润没有了。
在过往的财报中，华为将毛利的下降归因为消费者业务的快速增长、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不断不断上升。也就是说，华为to C业务没有to B业务的毛利率高。
近十年来，华为的经营活动现金流起伏较大，差不多是一年增加次年就会减少，整体规模是上升的，但2020年出现了异常。
年报显示，华为2020年全年经营活动现金流为352.18亿元，2019年为913.84亿元，同比大降61.46%，降幅为近十年最大。年报中给的原因是华为在2020年持续加大对云、研发等投入，以及折旧、摊销增加等。
华为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包括三部分：从客户处收到的现金、支付给供应商和雇员的现金和其他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前两项是影响现金流的主要因素。
2011年至2019年，华为一直是进来的钱比出去的多，但到了2020年，华为支付给供应商和雇员的现金为10102.31亿元，比从客户处收到的现金多了207.84亿元。
此外，华为2020年支付给供应商和雇员的现金同比增长为8.69%，从客户处收到的现金同比增长仅3.09%，两项指标过去6年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3.09%和21.95%。其他经营活动现金流更是下降了8.32%，表明华为2020年的经营活动明显减弱了。
考虑到华为2020年雇员费用还下降了1.35%，说明华为2020年“收到”和“支付”的现金“逆差”，主要是因为支付给供应商的比例更高了。
从预付账款看，2015年到2019年，华为的预付账款基本稳中缓降，但2020年同比暴涨了两倍多，这还是说明华为对供应商的话语权有所减弱。
再看应付账款周转天数，从2019年的91天突然降至48天，这是有财报数据以来的最低点。一般来说，应付账款周转天数越长越好，公司就可以更多地占用供应商的钱来办自己的事儿。华为应付账款周转天数的暴跌，再次说明华为面对供应商没有比如以前强势了。
4月12日，在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上，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回顾华为2020年经营业绩时称，经营活动现金流的下降符合华为的预期，原因是华为采取了“大规模的储备策略”。
此前就有报道称，在美国的禁令生效期之前，华为大举采购和囤积芯片，这一点从华为的存货数据上得到了应证。
2018年、2019年，华为的存货明显明显增加，特别是2019年，存货同比增加约75%至1653.61亿元，2020年也保持了同水平的存货量。存货中明显增加的是原材料，2018到2020年分别同比增加86.5%、65.1%和52.4%。
同时，华为2019年、2020年的存货周转天数分别为111天和107天，而2017年一度下降到71天。存货周转天数的增加，说明华为存货积压。
当然，这可能是华为采取的主动策略，因为不能一下子都存货耗尽了，毕竟向高端芯片这种原材料用一颗就少一颗。考虑到品牌的延续，华为选择慢慢“挤牙膏”。
在3月末的年报发布会上，胡厚崑回应未来芯片供应问题时称，“我们对于满足客户需要，尤其是ToB客户需要，应该没有问题。”至于C端的消费者，看来应该有问题。
依靠囤货延续品牌，华为便在供应链面前无法维持强势的地位，也就无法靠压货款等方式来减少资金支出，从而导致资金成本上涨。
回笼资金，加大研发
目前，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美国会放过华为，年报反映，华为正在试图自救。
年报显示，2018年和2019年，华为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前几年明显变大。一般而言，一家企业的投资活动包括构建固定资产，比如说修建厂房，还有对外投资等等。
2020年8月，有媒体报道称，华为启动“塔山计划”，目标是突破包括EDA设计、材料、材料的生产制造、工艺、设计、半导体制造、芯片封测等在内的各个半导体产业关键环节，实现半导体技术的全面自主可控，所以准备建设一条完全绕开美国技术的芯片生产线。
这条消息立即振奋了广大网友，纷纷表示愿意去华为搬砖。不过，华为海思相关人士回应媒体称，内部没有听说过“塔山计划”。
年报显示，华为最近三年的物业、厂房及设备的规模确实在加大，特别是其中的机器设备、电子设备及其他设备，2018年和2019年的增速分别达到了35.27%和45.97%，2020年回落至25.79%。
不管这些厂房和设备是不是用来造芯片了，至少足以说明华为的生产活动没有停滞，甚至看上去颇具生命力。
没有“塔山”，但有“南泥湾”。
2021年2月，华为在山西搞了一个煤矿创新实验室，任正非亲自出席揭牌仪式，他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起“南泥湾计划”，暗示华为正在开展生产自救。
任正非说，由于华为的高端手机得不到芯片供应，销售有所下滑，但是华为不依靠手机也能存活，“比如，我们在煤炭、钢铁、音乐、智慧屏、PC机、平板……领域都可能有很大的突破。”
在3月底的年报发布会上，时任轮值董事长胡厚崑称华为继续坚持“1+8+N”的全场景策略。“1”就是手机，“8”代表平板电脑、PC、VR设备、可穿戴设备、智慧屏、智慧音频、智能音箱、车机、“N”指泛IoT设备。
4月12日，徐直军在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上透露，虽然手机收入下滑，但是华为的“+8”产业收入增长65%，未来也是华为重点去打造的业务。
没有自己的“塔山”，但华为似乎正在凑一座“塔山”。
2019年4月，华为搞了一个哈勃科技投资，据天眼查、企查查数据显示，至今两年内，哈勃累计项目32个，主要跟半导体和芯片相关。
此外，年报还透露华为这几年正在大举攒钱。
2016年末，华为现金与短期投资为1456.53亿元，到2020年末增加了2100多亿元。
华为的现金与短期投资包括现金与现金等价物、短期投资两部分，现金与短期规模的增加主要是因为短期投资疯狂上升。
2018年，短期投资同比增加232%，2019年同比又翻了一倍多，超过了现金与现金等价物的规模。截至2020年末，短期投资略微下降至1843.16亿元，现金与现金等价物为1730.5亿元。
可以肯定的是两者都是可以快速变现的流动资金。华为在年报中表示，公司持续优化资本架构和短期流动性规划及预算和预测体系，用于评估公司中长期资金需求及短期资金缺口。
同时，华为采取多种稳健的财务措施保障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包括保持稳健的资本架构和财务弹性、持有合理的资金存量、获取充分且有承诺的信贷额度。
大把攒钱的同时，华为很舍得花钱，特别是对研发的投入。
2011年到2020年，华为十年间研发费用累计达7266亿元，占华为这十年总收入的14.7%。其中2020年，华为研发费用1418.93亿元，占比总收入15.9%，创下历史新高。
华为近两年的研发队伍也明显加大。2019年员工总数增加约6千人，研发人员增加了1.6万人；2020年员工总数增加约3千人，研发人员增加约9千人，至此，华为研发人员比例首次过半，达到53.4%。
华为的研发倾向于云和AI方向，即华为在遭遇重大危机时，选择在这两项业务上蓄力，亦是公司重点押注的未来方向。
靠汽车和云挽尊？
过去两年，华为主要的精力都在应对美国的制裁，总归活了下来。2021年，华为在活下来的同时，需要考虑该怎么活。
2月9日，任正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把华为从实体清单拿出去应该是非常困难的，“我不是说不可能，但是极其困难，基本上我们不去考虑这个问题。”
3月底，胡厚崑在年报发布会上表示，华为的战略方向不变——聚焦ICT产业，聚焦消费者业务。应该说自消费者业务BG成立，华为战略方向一直都是“两个聚焦”。
4月12日，徐直军在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上又给出了五条具体战略举措：
（1）优化产业组合，增强产业韧性。
（2）推动5G价值全面发挥，定义5.5G，牵引5G持续演进
（3）以用户为中心，打造全场景无缝的智慧体验
（4）通过技术创新，降低能源消耗、实现低碳社会
（5）努力解决供应连续
重点是前三条举措，大致可以对应华为的企业业务、运营商网络业务和消费者业务。
先说第三条，前面也有提及，其实就是消费者业务中的“8+N”产业，这块业务实现突破的关键或在于鸿蒙操作系统。鸿蒙好，华为生态就好。目前来看，鸿蒙还有待市场检验。
关于第二条，徐直军说要想实现5G的商业成功，得满足5G to C和to B的需求。说白了就是，只要5G普及了，华为就有钱赚了。
华为未来战略举措的重中之重应该是第一条——优化产业组合，增强产业韧性。如何优化？徐直军提出三个方面。
方面一，强化软件。首先是提升软件工程的能力，这样就可以减少对芯片的需求和依赖；其次是提升软件服务的收入占比。
徐直军表示，华为之所以撤销云与计算BG和进行干部调整，除了让华为云BU集中精力发展云服务，再者是因为华为认为云的核心是软件，希望以此强化软件方面的组织，使得它和硬件解耦。同时加大投资，实现软件产业的增长。
胡厚崑在年报发布会上透露，2020年华为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168%。这应该华为目前所有业务业务增速最快的。
一个细节是，2020年云与计算是一个单独的BG，但并未将营收情况单列出来，或是因为营收规模还不足够大。
方面二，“开创和加大对于先进工艺依赖性相对较低的产业的投资”。简而言之就是搞一些美国不在意的低端产业去赚点钱。
方面三，“持续加大智能汽车部件产业的投资，尤其是自动驾驶软件”。其实指的就是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的业务。徐直军重申了华为对于智能汽车“增量部件供应商”的定位，目前选了三家车企作为合作伙伴，支持它们打造各自的子品牌。徐直军还透露，余承东也在尝试怎么帮助车企卖好车。
4月19日，华为终端官方宣布“华为要卖车了”，消费者官网已经上架了一台“赛力斯SF5”，该车是小康股份旗下新能源品牌。
如今造车赛道越来越拥挤，虽然华为不凑热闹，但智能汽车BU已经是华为重点投资的业务。据徐直军介绍，智能汽车BU具有自己的销售、交付等所有的组织能力，是华为除了消费者BG之外功能最完整的BU。2021年，华为在智能汽车部件的研发投资超过10亿美金。
徐直军设想的是，中国现在年需求3000万台车，即便只做中国市场，每年从每台车上平均能够获取一万元的收入，也足够了。
3000万台车，每台车1万元收入，那就是3000亿，基本相当于华为2020年运营商BG的收入。小徐总的口气有点像余大嘴了。且不说国外品牌特斯拉，国内的造车新势力们是否会用华为的智能汽车部件也是一个问题，难道有生之年能看到小米和华为合作？
总之，华为未来力推的新业务就是两个BU——Cloud BU和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但这两个BU何时能产生规模化的收入尚未可知，在此之前华为可能要先过几年苦日子。
烽巢网注：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豹变，作者 ：秦海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