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台积电股东大会上，87岁的张忠谋正式宣布以“裸退”的方式，告别他一手缔造并倾注一生的行业。
张忠谋给继任者留下了全世界最挣钱的华人科技公司：2017年，台积电实现营收2087亿人民币，净利润接近800亿人民币（2017年华为净利润475亿）。很长一段时间里，台积电的市值都力压英特尔，问鼎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张忠谋不仅创立了一家公司，而且定义了两大产业，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命脉。
张忠谋创立台积电之前，全球知名半导体企业均是从设计到制造大包大揽。芯片设计的投入动辄十亿美金起步，芯片制造则只多不少。这让半导体成了技术与资金双密集型的昂贵产业，整个市场也都被几家巨头牢牢掌控，后来者很少有机会切入。
张忠谋将半导体产业的设计与制造一分为二，由此催生出两个新的产业：芯片设计、芯片制造。简单说，就是让有设计能力的公司专注于设计，让有制造能力的公司专注于制造，并且因为专注而将设计与制造做到更好。
张忠谋的这个细分，让没有实力兼顾制造的芯片设计公司，可以将台积电作为自己的制造工厂，进而去与传统半导体巨头竞争，并将芯片的应用拓展到传统半导体巨头无暇顾及的地方。当这些设计公司不断在竞争中获胜，在新领域成功，它也就给台积电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订单，而且加速了半导体产业的整体繁荣。
这是台积电给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带来的最大变数，做出的最大贡献。在其引领下，在传统模式里根本无法与英特尔竞争的AMD，至今保持相当的活跃度，而高通、苹果等也都受益于台积电的代工模式，才得以聚焦于设计和品牌。
台积电的崛起，也成就了台湾在一段时间内的高速发展。直到今天，IT产业都是台湾经济的支柱，半导体代工则是台湾IT的支柱。因此，有岛内媒体将张忠谋称为台湾经济的“救世主”。
不仅是台湾，全中国也没有哪家科技企业比台积电更能牵动全球科技业的神经。如今，全世界将近60%的芯片代工都由台积电完成，跟在后面的老二、老三加起来还不到它的1/3。
业界曾评价称：张忠谋一跺脚，全球科技业地震。去年，他曾不小心摔过一跤，全球科技巨头听闻后都在关切地打听，严不严重，要不要紧？
每次台湾地震或停电，全球财经媒体的第一个电话也都是打给台积电，而不是台湾当局。无论苹果，还是高通，全球绝大多数高科技巨头的“心脏”，都被台积电握在手里，而且找不到可以替代它的人。
正因此，在一年多前，张忠谋便对外宣布自己的退休时间，以留给科技界充分的消化时间。
6月5日，这个拿着烟斗，读着莎士比亚的一代产业巨人，彻底告别舞台。
张忠谋1931年生于浙江宁波。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成人之前，张忠谋已居住过6个城市，在10个学校念过书，有过去家离乡、不知归期的无奈与悲哀，也有过慷慨激昂、救国救民的大时代情怀。几十年后，他还在感叹：那是一个多么不同的时代!其悲哀与激昂，都不是非过来人可以理解与想象。
高中毕业时，作为独生子的张忠谋被诱导考入父亲的母校沪江大学银行系。至今他还记得高中毕业那晚和几个同学喝酒、欢乐、道别的情形：
“夜已阑，我们漫步到黄埔江畔，大家凑了点钱，租了一条帆船到黄浦江上游江。满天繁星下，远远的上海如痴如醉如梦，也不知是我们醉了，还是上海醉了。同游中有一人，乘酒意跑到船头大喊：‘黄浦江，我们还能在这里住多久？’”
张忠谋说：“这样的豪情，以前、以后都不曾再有。”
两个月后，“内战”爆发了，逃到香港的张家决议：张忠谋要去美国读理工，以防万一，好在美国安生。
“油然生起饱历沧桑之感觉”的张忠谋于是坐上前往彼岸的飞机，并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心情：“旧世界已经破灭，新世界正待建立，自己必须鼓足勇气。”
在美国，张忠谋先是就读于哈佛大学，后又因为华人在美的就业发展思考，转入麻省理工。
张忠谋本质上是个文艺青年，对搞机械这件事，他始终兴致不高。正因此，他在学业上遭遇惨痛失利：硕士毕业申请读博士时，张忠谋连续两次落榜。
已经结婚，一路顺风顺水的他，面对再一再二的挫败，整个人都不好了——“呆呆地望着没有我名字的榜，自尊心、自信心在倏忽中消灭。十几年的读书生涯戛然中断，下一步做什么都还没有想到，我何以对父母？对我新婚不久的妻？”
成为大人物之后，张忠谋曾把麻省博士落榜说成一生最大的幸运。但在当时，这却是他人生最大的打击。
张忠谋决定找工作时，在美国大公司出头的中国人少之又少。带着雪耻的狠心，张忠谋把简历一封封地寄给了理想中的大公司，两个月内，他获得了4家公司的工作机会。其中两家令他满意，一是福特汽车，专业对口，待遇也好；另一是名为“希凡尼亚”的半导体公司，公司不知名，但待遇更高——比福特高出一美金。
张忠谋觉得这不是钱的问题，是价值和尊严的问题。于是，他自信满满地去讨价：“我恭敬地说，我很想来福特，但另一家公司的月薪比福特高，可不可以请你们考虑提高起薪？”
结果，那个面试时跟他谈笑风生的人事专员，态度180度大转弯：我们这儿不讨价还价。
这一作，让本来已经打定主意去福特的张忠谋覆水难收了。挂完电话他只能是，别了，福特先生。
1955年5月，年轻气盛的张先生，一气之下，去了多给他一块美金的“希凡尼亚”，一脚踏入半导体产业，并一路走到今天。
这也让他在后来屡生感叹：“人生的转折点，有时竟是这么的不可预期！短短的一个电话，加上一时冲动的青年感情，就让我和半导体结了一生的缘！”
半导体是张忠谋完全陌生的领域，他回忆称研读《半导体之电子与洞》，“有如读荷马古诗一样的困难，但还是一字、一句、一段慢慢地读，读了又想，想了又读。”
读了想，想了读还是不懂的，张忠谋就去请教一个几乎夜夜喝酒，但很懂半导体的人。“不学他喝酒，学他怎么搞半导体。”学完之后，再继续学习行业内最新、最权威的学术成果、论文或动态信息。
张忠谋的厉害在于学东西快，更厉害的是善于举一反三，一通百通，学以致用，用中继续学。
进公司不到一月，他就捯饬出一个提高生产良率的小成绩并被全公司推广。这让他很受鼓励：“学校外面的世界，并非那么充满荆棘。”
之后，张忠谋被提拔为非正式的小主管，手下也有了4个小兵。但这4个小兵中的两个，让他又一次意气用事，犯下外人看来不值当，也不应该的错。
新来的外行上司因为公司一直烧钱，要他辞退这两个勤奋上进的小兵，他不服，也不能把上司说服，于是负气走了人。然而事实证明，他又一次负气对了。
离开希凡尼亚后，带着在半导体产业的小资历，张忠谋加入到另一家公司——德州仪器（下称：德仪）。
德仪当时还小，但在张忠谋进入之前，已通过发明硅晶体管改写了半导体市场的格局。
在德仪，张忠谋真正感受到了美国科技公司的创新力量：“‘疲倦’简直是听不到的形容词。加班是不成文的规定，而且全都是自愿，也没有什么加班费。‘失败’从不被接受；‘挫折’可被理解，甚至同情。但受挫折者必须振作重来，如再有挫折，再重来，直到成功为止，大家一起赌，一起输，一起赢，一起往前拼。”
身处此境，张忠谋立即成了工作狂，还一进去就立下一大功。当时，德仪替IBM生产着四个电晶体，其中一颗电晶体在IBM生产的良率达到10%，但到了德仪，做出来的基本上都成了垃圾。张忠谋点子很正，被安排来搞定这最难的一颗。
在“每天早上8点上班，直到半夜第三班开始后才回家”的努力下，他让产品良率最高达到惊人的20%，也赢得“27岁人生中最喜悦的一天”，获得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管理职位：锗开发部门经理。
主导了半导体产业诸多技术革命的张忠谋，到今天依然算不上技术专家，他走的，是领导技术专家，驱动技术变革的路子。这个小经理则是重要的开始。
张忠谋走上管理岗位时，他的一个同事也正默默地干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加入德仪不久，张忠谋就认识了这位身材出奇的高，瘦削，而且拥有巨大头颅的老兄，并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基友。他们经常一起喝咖啡，聊天。
交谈中，这老兄告诉张忠谋，自己正计划把好几个电晶体、两极体，加上电阻，组成一个线路放在同一颗硅晶片上，并且跟张忠谋得瑟，公司最大的老大对他这个想法也很赞，然后问张忠谋怎么看？
张忠谋不怎么看，也看不出什么名堂。
此时独立做个电晶体都非常困难的他，觉得这位老兄的宏伟计划，简直是“匪夷所思，不切实际。”
让他意外的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位老兄真的做出来了，还饶有兴致地显摆了一番。有点被震到的张忠谋，为这老哥感到高兴，但也替他操心：就算弄出来，又有什么用呢？离实际应用是那么的遥远。
但最后，这件事让张忠谋彻底被震撼了。
当他正式获悉这位老兄已获得了最后的成功时，这件事情已经震撼了整个半导体世界。
这位老兄就是改变了世界半导体产业的杰克·基比（Jack Kilby）。当他希望张忠谋欣赏自己的创意时，他事实上是在让张忠谋见证人类科技的重大进程——眼睁睁地看着世上第一个集成电路诞生。
后来，杰克·基比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被认为和他同时搞出了集成电路的另一位大仙诺伊斯，则在此后带着一个叫摩尔的同事，创办了英特尔公司，快速在电子业掀起一股股惊涛骇浪的革命。
这件事，让张忠谋深深地领教了前瞻技术的力量，这些在他当时看来跟自己不太有关的人和事，也都通通在后来，成了他事业和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
1961年春天，张忠谋再次赢得好机运。
“总经理召见我，夸了我一番，说我有足够潜力角逐未来全公司研发副总裁之职。”走出总经理办公室后，张忠谋得到了一个公司从来没有给过别人的机会，支全薪去读博士，公司负担一切学杂费。
之后，张忠谋通过了半导体业内第一学府斯坦福大学电机系的博士考试。“在麻省理工落第的耻辱终于洗刷，这又是人生中喜悦的一天！”
1964年初，取得学位并回到德仪的张忠谋，被提升为锗晶体管研发经理，统领将近3000人的队伍，斗志昂扬地朝着心中的殿堂狂奔。
方才33岁的他，收入达到美国的中上阶级，在哈佛、麻省、斯坦福三大世界著名学府读过书，并受到公司最高领导的信任和赏识。春风拂面中，他觉得自己的未来，如同德州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无限宽广。
41岁那年，张忠谋登上了新高峰。
他成了“德仪”统领3万多员工和全球半导体业务的副总裁，也是这个世界500强企业的第三号人物，以及美国大公司职位最高的华人。
之后，世界半导体产业迎来了中国人Morris Chang（张忠谋英文名）参战、发起战争，并不断赢得战争的新时代。
其时，被诺伊斯和摩尔飞速壮大的英特尔，已是德仪半导体业务最强劲的对手。坊间甚至传闻，英特尔已把张忠谋当政视为击败“德仪”半导体的最佳时机。
而张忠谋则是另外的想法：他要打掉英特尔的威风！
内存是英特尔当时最强的业务，并且已经做到世界最大，但张忠谋却决定，就从英特尔的内存开打。
他不但决定大干内存业务，而且决心夺下英特尔在内存领域的世界第一。这个目标吓到了德仪的宝宝们，但张忠谋态度坚决地推进。他的看法是，混科技产业的大企业，一旦决定去干一件事，就非得干成世界第一不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掌握主动权并获得理想的利润，否则，就只能是赔钱或陪跑。
当时，整个市场以及英特尔的主力产品都是1K，为了夺第一，张忠谋开足马力，痛下血本，直接从4K产品开打。这个大胆决策遭到很强烈的反对，但他以更强的力量勇往直前。结果，4K新品出来不久，“德仪”就把英特尔打成了手下败将。此后，英特尔在内存市场的辉煌便一去不复返，直到彻底退出。
不做第二，只做第一。你出一，我不出一，而是直接跳空高开、一剑封喉，打天牌，这也是张忠谋在科技界打赢关键战争的核心制胜策略。
为了保住德仪的绝对优势，张忠谋颠覆性地革命掉了高科技不能讨价还价的老规矩，主动发起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打得产业同行们一听德仪就一脑门子的汗，甚至主动认败。
张忠谋跟客户签订协议：每当公司开发出新产品，他就以每季降价10%的幅度往下跳水，而且说到做到，亏本也坚持。这一策略一箭双雕，既打击对手，也让他逼迫德仪以生死时速加快产品和技术迭代，持续巩固技术竞争力。德仪在此间推出的诸多最新半导体制程，也迅速席卷全球，不但占有世界50%以上的市场，更成为引领产业向前的标准。
靠着技术、价格上一轮又一轮的进攻，执掌德仪半导体业务的将近10年里，世界半导体市场上，只要是张忠谋主打的战争，除了他自己，没有别人可以凯旋。德仪在半导体领域的“世界第一”也始终被他紧紧握在手里。业内权威媒体则将张忠谋形容为：“掀起全球半导体大战，让竞争对手发抖的人。”
德仪的威武下，张忠谋肇始的大跨步的技术创新，自杀式的价格战策略，也逐渐成为整个科技业的新打法。包括英特尔总裁格鲁夫，这位曾多次当着张忠谋的面表示自己绝不接受降价策略的偏执狂，也最终放弃偏执，接受现实，加入价格战阵营。
1978年，有着辉煌战绩的张忠谋，被加大力度向消费性电子产品转型的德仪安排了新工作：出任德仪消费电子集团总经理。德仪原本希望他在半导体之外再造一个消费电子王国，但这却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因为张忠谋从内心不认同德仪的转型战略，他坚信半导体才更有发展前景，甚至经常大声疾呼德仪应该加大半导体投资，进而与一门心思要搞消费电子的集团新总裁菲伯格格不入，也逐渐萌生了退意。
1983年，张忠谋在闷闷不乐中离开了德仪。离职的消息一传出，很多新工作便找了上门。再三考虑后，他选择了前往纽约，出任通用器材的总裁。
但当时，他已是52岁的人，重复职业经理人的道路显然只是“可接受，不愉悦，更不刺激”。在他心中，他还需要一个其他意义上的崭新开始。
不久，这个开始就来了。1987年，56岁的张忠谋在台湾重新出发：“当我办一个半导体公司，当然要它长期繁荣。那只有一条路——世界级。”
台积电就此诞生。
张忠谋创办台积电的成功，来自他在半导体业征战多年之后的观察力、思考力和执行力。最重要的是，改变现状、重塑未来的判断力、想象力。
当时，全世界看得见的半导体公司，走的都是芯片设计与制造一脚踢什么都干的路子，其设计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制造则需要强大资金后盾，这种一脚踢模式，把半导体搞成了一个智力与资金双密集，持续被巨头垄断的高门槛行业，一般业者几乎水泼不进。
即使有不怕死的在“几乎”里面零星地冒出来，从资本要求低的设计干起，试图从寡头那里分杯羹，也是活在有上顿没下顿的不安中。他们搞不起制造厂，只能租借大公司的产能，大公司不忙就租给他们，忙起来就不租了，而且还经常偷窃或雷同他们的设计。
要是有一家能替我们保护好商业秘密，不跟我们抢创意抢生意，专门帮助搞制造的半导体工厂就好了——艰难求存的芯片设计公司们都在这么想。
张忠谋也是这么想的。不同的是，他决定让自己成为那个专门搞制造的人。
投资这么大，只去搞制造，谁能给你那么大而且稳定的订单？这在当时是个疯狂的想法，但张忠谋坚信半导体设计和制造一定会产业细化与分工，因为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设计的可以更专注设计，制造的可以更专注制造，进而合力推动行业更高更快更繁荣。如果行业繁荣，订单就不是问题。
真正重新开始，张忠谋还是经历了相当的低潮。
首先是人才难找，尤其一将难求。
要干世界级的事，自然要世界级的人。台湾当时没有这种人，他就到国际上找。那时的半导体圈子不大，有大能耐的，要么是他过去的对手，要么是他过去的下属。对手比较难搞，他从下属找起。
他找到包括英特尔一位副总裁在内的几位老部下说，兄弟们，来台湾跟我一起改变半导体产业吧。这些人看好他，却不看好台湾，也不看好他搞“制造代工”这个馊主意。好一番努力之后，他才把通用电气半导体总裁戴克挖来做了总经理。
班子和厂子好不容易建起来了，真正的考验却才开始：订单从哪里来？
订单不好来啊。
台湾是一片荒原，还得回头去求美国佬。一些专业的设计公司比较痛快，但他们规模不大，喂不饱台积电的产能。那就去劝那些又搞设计又搞制造的大公司，给点制造订单过来吧——这个就比较难了。
这些人根本不把张忠谋发明的代工模式放在眼里，另外，他们也对张忠谋心存芥蒂，把你喂饱了你反过来打我，这合适吗？最后一个更可怕，那时的半导体也是行情低迷，这些大公司就算相信他的模式，也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差不多一年，台积电派到美国抢单子的人，每次跟张忠谋汇报，都是首先一句“我的方向正确”，然后就“但是”了。再一再二的“但是”下来，张忠谋也“捉鸡”，但只要往办公室一坐，他的信念就又澎湃起来，把“但是”换成了“坚持”。
只坚持了一年，张忠谋的第一个胜利就来了。
这是个伟大的胜利。
1988年，张忠谋和戴克一起，通过私人交情把老朋友、也可以说是老对手——刚刚上任英特尔总裁的格鲁夫，连哄带骗地弄到台湾参观了台积电。
新官上任的格鲁夫正大刀砍掉储存器业务，向电脑处理器（CPU）业务转型，并制定出宏伟目标：要做出最强大的CPU，去创造和引领消费者对电脑的需求，进而从电脑厂商的配件商成为掌握电脑产业的主人。
张忠谋吃准了格鲁夫要转型就必然集中火力搞研发设计的心思，努力说服他：老兄啊，你应该把一些制造业务交给我们，这样才能腾出更多精力去搞CPU啊，而且大表忠心与决心：我们的厂就是你自己的厂，一样一样的，甚至更好。
格鲁夫知道张忠谋看穿了他，但更认同其想法。随后，英特尔对台积电的制造进行了认证。再随后，台积电通过认证，拿到了英特尔的订单。
在英特尔这张世界通行证的助力下，台积电开始了高歌猛进的发展，连连成为台湾最赚钱的公司，直到成为全球最赚钱的半导体企业。
台积电的成功，首先是选对了路子。
任何产业大到一定程度，都会有一个继续分工与细化的过程，并培育出新的行业龙头。张忠谋不但以前瞻和远见，抓住半导体产业分工细化的机会，而且是亲自缔造了这个机会。
因为有了台积电制造代工的支持，越来越多无力搞制造的半导体设计公司，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他们依托制造代工的后盾，众星拱月地推动整个行业大踏步地向前走，也源源不断地给了台积电订单，进而让设计与制造双赢。
微处理器厂商AMD就是个例子。
AMD没有雄厚的实力去搞制造，如果一脚踢肯定无法跟英特尔竞争，但它专注研发设计，用台积电弥补制造的不足，硬是活生生地跟英特尔缠斗至今。
不光是AMD，包括高通、苹果也都是受益了张忠谋代工制造的模式，正是有了台积电强大的制造能力，他们才得以聚焦研发设计并快速成长。
著名管理学教授迈克尔·波特，也盛赞张忠谋不是创办了一个企业，而是创造和成就了两个产业：专业的半导体制造代工产业、专业的半导体设计产业。
对台湾而言，台积电则让其从半导体荒原变成全球半导体重镇。模仿台积电代工的台联电、背靠台积电搞设计的联发科，都是其中的典型。
一出手就做到世界最极致，然后持续研发、技术投入并规模扩张，建立起外人望洋兴叹的护城河，则是台积电持续领先的核心原因。
张忠谋一开始就在按世界顶尖科技水准操作台积电。当年，英特尔认证时一口气提出了200多个刁钻的问题，台积电24小时不眠不休地克难攻关，所以才把单子搞定。2016年，台积电的研发费用超过22亿美元，而且这么大的投入，只为制造技术这一件事。
但代工是有人给你单子才会有生意，因而你的技术多半是跟着客户走。跟着走，你可能就落后最先进一步。当台积电成功后，不少人也打起制造代工的主意，甚至希望取代其地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一度也让台积电处于被动。
如何走向主动？张忠谋给出四个办法：锁定客户、坚守阵地、设置障碍，永远创新。具体到技术上就是，不等客户招呼我、需要我，我就先按自己对行业趋势的预测，把更领先的技术搞出来，然后用这个“更领先”让你主动选择我，继而依赖我，最后离不开我。
这种紧跟甚至领着半导体产业走的技术变革，不但让台积电获得持续成功，高利润，还让台积电推动行业大跨步发展。最近这些年，移动智能浪潮是半导体产业的核心增长极，台积电正是最重要的推动者。东、西半球引领智能手机芯片设计的两大巨头——高通与联发科，都是靠它的制造迅速崛起的。
张忠谋认为，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方向、策略对了以后，雇对的有能力的人，把好的正确的理念灌输给他们，让他们相信你的方向，让他们去做。
策略既定之后，追求完美，铁腕强势，是张忠谋一贯的作风。他不容下属不思进取，更不会在你咬牙坚持时同情说，哎呀，这么辛苦啊，那算了，慢慢来吧。在台积电，不少人跟张忠谋开会，进门前是要深呼吸、压压惊的，甚至有人带着药上阵。他认为错误的报告，会直接给你摔到地上。
舍得分钱分利，则是张忠谋这么强悍，还有人拼命跟他干的原因。早年，他就争取到董事会每年拨出利润的20%作为员工红利。2013年，他还废除以股票形式发放分红的规定，改为100%用现金。除常规性激励，每个重要战役，张忠谋也都采取特别措施重赏勇夫，比如“夜莺计划”，所有加入该计划的员工，都是底薪加30%、分红加50%。
台积电领跑的很长时间内，真正让张忠谋操心或者担心的，已不是产业布局这些事，而是另外的大问题。他曾说——任何组织，领导人都是最重要的因素。
在华商韬略第一次采写张忠谋的2005年，74岁的他就开始了交班：辞去台积电总执行长职务，并任命跟随自己多年的得力干将蔡力行接任，但这次交班最终让他失望并以失败告终。
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蔡力行不但未能领导台积电应对好形势，甚至还一度滑向深渊。2009年第一季，台积电的营业收入比上一季跌了差不多40%，毛利率跌到20%以内。更惨的是，整整一季，台积电的产能利用只有4%。
张忠谋受不了这个，于是动议董事会，罢免了蔡力行，将权柄重新收回自己的手中。而据台湾媒体报道，真正让他下决心的，并不是业绩不好，而是蔡力行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他是因为接到一封被辞退员工的父亲写给他的信。
台积电长期推行一项人力优化计划，每年针对绩效考核最后4%的员工特别管理。蔡力行上任后，渐渐将这项原本旨在提高人力素质的制度，变成将最后5%员工“自愿离职”的“变相裁员”，甚至还为达到裁员目标，简单粗暴执行的形式主义。
张忠谋接到的那封信中，一位被辞退员工的父亲恳请他不要裁掉自己的儿子。一番调查后，张忠谋了解到这位已服务台积电10多年的员工一直表现优异，还曾进入前10%的奖励计划。这次是部门为了必须完成“淘汰”5%的任务，所以因为妻子怀孕，需要处理很多家务，而被主管加入到淘汰的名单。
人才和团队素来是张忠谋最关心的事，交班之后他也曾专门叮嘱蔡力行和人力资源负责人，裁员必须经过他的同意。但现在，他毫不知情，员工就这样被强制裁员，而且还是假借考核、实为裁员，有违诚信原则的错误做法。
诚信，是张忠谋在台积电强调的第一伦理。
于是，毫无商量余地，他把蔡力行撤掉了。甚至是，在了解到真相后的10分钟内，就做出了决定。
再上前线之后，张忠谋成功在危险中找到机遇，通过大手笔投入研发向移动智能火速推进，开启了台积电与手机芯片设计商共同领着智能手机快速发展的时代，也为台积电赢得了崭新的未来——苹果大单的关键战役，就是从那时开打。
但岁月不饶人，转眼已是80多岁的人了，这个棒还得交下去。
于是，2013年，张忠谋再一次交班，提拔干将刘德音与魏哲家同时出任台积电总经理暨共同执行长，也让台积电进入“两个执行长”的时代。
被问到为何这样安排时，张忠谋回答，要领导这样一家公司，一个人是不行的，至少要两个到三个，并强调最终还是董事长最大，董事长只能有一个。
带着“两个执行长”的计划，张忠谋正式告别。6月5日，台积电完成董事全面改选，刘德音接任董事长，魏哲家担任总裁，台积电进入平行领导时代。
后张忠谋时期，台积电能否延续曾经的强势，世界半导体格局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一切仍有待时间去检验。
不论台积电后续发展如何，都不会再影响张忠谋在全球科技界的地位。不过对于这些，他本人并不是很在意。“老实说，荣耀也是过眼烟云，鼓掌很快就会停止，这种情形，我看得很多。”
在创造并成就一个产业后，87岁的张忠谋挥手告别。这位曾经的文艺青年，将回归过往的生活：“将把余年保留给自己和家庭”，读书、写书、打牌、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