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的夏天》火了一夏天，也让新裤子、海龟先生、痛仰、刺猬、面孔等几十支乐队出现在普罗大众的视线里。
每周六晚上，他们总是会小小的刷一下屏，不少被刷屏的人嗟叹：“看样子真的已经到了中年了。”很多人喜欢新裤子，因为彭磊的“毒舌”以及他们对音乐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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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是 3 号屋，新裤子是 4 号，两支乐队的排练室门对门。坐在大厅等待时，只能听见 3 号屋的声音：子健唱着一首何勇的歌，声音毛糙、高亢，偶尔传出欢快的蓝调口琴声和石璐常被人误解成 rap 的念白。
我扭头对一同采访的同事说：真好，几首歌下来，刺猬从中年危机又唱回了少年心气。真挺好。
这是工体附近一栋老式写字楼的地下三层，电影《房间里的舞蹈》中，导演彭磊曾借故事主角，一个来北京打工的文艺女孩之口，说过这么一段话：“我现在住在一个便宜的地下室里，每月不到四百块钱，但是每天感觉就像睡在一个罐头里，又潮湿又阴冷。这里是地下的三层，到地面差不多有十五米的距离。我想，如果有一天我在这个地下室死了，估计好久都不会有人发现吧。”
可现在的彭磊没有这种北漂伤痕文学式悲天悯人，尽管这里的确离地面差不多十五米，也的确潮湿阴冷。
由他担任主唱的新裤子刚为下一轮《乐队的夏天》排练完，我还未见其人，就先闻到走廊里那张著名的碎嘴开始叨逼叨：“我，我跟你说啊，虽然他是个做互联网的，他对互联网的了解，绝对比我差远了。”
这话看上去挺狠，但配上彭磊有气无力拖拖拉拉略微大舌头的语调，只会让在场的人觉得好笑。
对他个人和整个乐队来说，这种絮烦的表达方式是把双刃剑：有的观众会因此觉得彭磊可爱幽默，也有人会觉得他不过是个常常嘴瓢的小眼镜；还有些言论被拿到互联网上遭人曲解，让他背负些子虚乌有的骂名。
而更多时候，像王小波的小说一样，丰富深刻的内涵被本身就足够智慧、足够有趣的形式所遮掩，变成标签化的智慧、标签化的有趣、标签化的诗性正义。
如果说李志的歌、顾城的诗像是一盘滋滋作响的牛排，你一眼就可以看出创作者的灵感来源和苦苦挣扎，王小波、新裤子更像是为你呈现一块蛋糕，蛋糕凝聚了他们的心血，受众吃起来也既享受又有营养，但很少有人去追究蛋糕各部分的来源是什么。
彭磊有颗像王二一样纯而不良的心，像个闷骚文艺的中学生，平时在讲台底下做着白日梦叽叽咕咕胡言乱语，老师一叫他起来回答问题，他就故意说些不搭调的话，以为能讨大家的喜爱和女生的欢心。但他又不是那种令人讨厌的家伙，反倒因为看起来弱，惹人怜爱或欺负。
另一个将彭磊与哗众取宠区分开的，是他节制的坦诚。下午采访完之后，我们又随新裤子前往 GQ Focus 的对谈现场，百来号人坐在台下，乐队和 GQ 的何瑫坐在台上。
两个小时下来，何编辑问的问题和我们差不多，几名成员的回答和几个小时前回答的也差不多——卡在这个节点问新裤子，每家媒体能做出的提纲都大同小异：乐队风格转变与个人或时代情绪的关系；对中国独立音乐的看法；与大众综艺、社交媒体间的冲突和磨合；诸如此类。
有趣的是彭磊几个不一样的表达。GQ Focus 的对谈上，讲到下一步的音乐计划，彭磊说要玩 R&B 和 hardcore，引出全场欢声笑语，彭磊也只跟着笑笑不说话。在互联网的讨论中，一名女生略带娇嗔地说彭磊这是“满嘴跑火车”，就爱看他“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样子”。
但在更为私密的采访里，他会详细地说自己想做 R&B 的动机：最近在听 Blood Orange 的歌，对西方黑人音乐家的前卫表示赞叹，只可惜音乐审美超出了音乐能力，试图学习但尚未成功。
多年前，新裤子从朋克转向新浪潮，或者从新浪潮转向“土摇”时，遭遇的回应大抵相同。
世纪之交他们受英国 synth-pop 浪潮感召，想做合成器音乐，但当时市场状况是金属风格的打口碟卖到五六十一张，而 New Order 只能卖到五块，Pet Shop Boys、Depeche Mode 更是成箱出售都没人要。可想而知，2006 年的《龙虎人丹》是多么石破天惊。
但这种音乐与理念上的锐意进取被新裤子无害、时尚的行为方式掩藏，最后就像彭磊说自己要做 R&B 一样，实话被当作笑话看，等到作品真正面世的那一天，受众又只顾着追随不去回想过程。
这也很像王小波作品的遭遇：在舆论场上，它们迎合的不是作者理念和实践上的同行者，而是精英中产阶级俏皮、机智、独立的自我想象。正如人大文学院教授、《中国在梁庄》作者梁鸿在《王小波之死》中所说：
“王小波热与世纪末的陈寅恪热，顾准热一样，所遭遇的不是政治强有力的否定或禁忌，而是市场话语的强大销蚀力。最后，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精神传播之形态，但只是一个壳，真正的精神变为了时尚元素，成为青年消费文化与标榜自我的一个象征符号……
“王小波的自由生存方式，杂文的犀利与常识主义及对权力体制的反讽都使得他获得超越于一般意义知识分子的资本与自由度。媒体精英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其内核的驱动力却是不相同的，他们是为了寻找作为一个阶层的身份认同与精神认同，与整个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共生的，是工业社会中新兴阶层对自我认知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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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的一段时间，我也曾疯狂迷恋王小波，阅读他的小说、杂文、书信，试图在“王二”身上找到自己的人格投射。
但看到《白银时代》最后几页时，我对这位怀有强烈人文关怀的作家到底是不是与自己完全契合产生了怀疑：
“在花店里，有个穿黑皮短裙的女孩子对我挤眉弄眼，我没理她。后来她又跟我走了一路，一直追到停车场，在我身后说些带挑逗意味的疯话……最后，她终于拦住我的车门，说道：大叔，别假正经了——你到底是不是只鸭？我闷声喝道：滚蛋！把她撵走了。这种女孩子从小就不学好，功课都是零分，中学毕业就开始工作，和我们不是一路人。”
最初我还安慰自己，说这不过是小说片段，并不能代表作者观点，而他所谓“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也只是一种对智慧的强调。但读到《文化之争》时，我不得不承认，王小波这面自由主义的旗帜背后确实存在对智力与知识的等级化价值判断，追随罗素那种英式经验理性，而非反主体主义的福柯。这并不错误，亦非狭隘，只不过折射出我们不同的精神涵养。
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更吸引人的是万能青年旅店“鱼王还想继续做鱼王／可海港已经不知去向／此刻他醉倒在洗浴中心”“傍晚六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用一把假钞／买一把假枪”，或者《冀西南林路行》中以太行山采石业为背景的“前进的泡影”。
单位、体制从内部看是如此稳定，让我和父辈赖以生存其中；从外部看又是如此不堪一击，经受不住思想观念或世事变迁的冲撞。石家庄的摇滚之声，凭借相似生活经验，激起了一个中部省会城市少年的共情。
而新裤子核心成员彭磊、庞宽的成长背景则与王小波相似，作为北京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他们在童年见证了父辈面对一个新时代的欣喜与不适。
对于王小波的父亲王方名来说，欣喜的是知识分子终于与中央权力产生了连接，他 1911 年出生在四川一个大烟商之家，接受了正规教育也受到了革命热情感召，奔赴延安却只能在抗大当个教书匠，直到 1949 年后，才得以调入高教部，还被主席接见。
不适的是，1952 年他凭借一腔热血写信给中央批评组织问题，给全家带来了“晴天霹雳”；王小波在《我的精神家园》里还写过，自己十三岁的时候气氛紧张，父亲把所有不宜摆放在外面的书都锁在一个大书柜里，包括奥维德的《变形记》、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至还有《十日谈》。
对于彭磊、庞宽的父辈来说，欣喜的是知识分子终于能挣到钱，70 后的彭磊说小时候自己家和周围人一样贫穷，直到八十年代漫画家父亲彭国良在《幼儿画报》上连载《小狗乖乖》，屋子里才搬进了彩电和冰箱。
不适的是，他们习惯的话语体系也随着商业力量发展渐渐远去，十五年前纪录片《北京浪花》中对儿子乐队不屑的庞宽父亲，到现在也没搞懂儿子做的是什么音乐，他还是更习惯听苏联老歌；彭磊母亲听说儿子要上电视了，让儿子找给她看，但彭磊很清楚母亲思维中的音乐节目是春节联欢晚会式的一首接一首而不是大众综艺式的唱三五分钟歌唠半个小时嗑。
这种自尊与自卑并存的心态给了王小波和新裤子相同的精神底色：在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之间，他们对政治权威或商业精英不屑一顾——当我拿庞宽多年前对媒体承认的“新裤子拥有精英意识”去问乐队时，彭磊笑得合不拢嘴，说“我们要真有精英主义色彩，当初咱俩就不搞乐队，去中关村租个房做新浪该多好”——但却崇尚智识，追寻前卫，先把知识分子的姿态放低，再把知识分子的内涵拔高。
那首大获成功的《花火》改编，彭磊并不认为新裤子改得有多好，只不过抓住了“主歌低八度，副歌吉他失真高八度”的“中国选秀审美”，并对原曲结构进行优化制造了四个情绪爆发点。
究其原因，还是他们“读的东西多，头脑和逻辑清楚”。能做到这样的乐队在中国并不多，庞宽觉得重塑算一个，而他们那轮的对手反光镜，在彭磊看来“就不是这么来优化歌曲结构，所以一个炸的点都没有。”
对了，在 GQ Focus 的对谈上，彭磊又说了相似的话，只不过把“反光镜”换成了“痛仰”。
这样的态度也体现在《弹着吉他的少年》上。写这首歌的时候《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刚大获成功，乐队固然是为了市场反响才从新浪潮转向这种“土摇”风格，但也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彭磊说，欸，这个好，咱们再写一首差不多的吧。他觉得《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中知识分子的东西还是多了一点，就想把自己放得更低，以身边朋友丁太升为原型写了《弹着吉他的少年》。
至于丁太升本人，彭磊现在将这个“来自农村的少年”归到“头脑和逻辑不清楚”的那一类，半嘲弄半开玩笑地评论道：“话都说不清楚，还要当作家。”
到了副歌“叫唤”的部分，彭磊试了试之前那种，又嫌太正了，便以左小祖咒和谢天笑为参考对象用了一种更土的咆哮法。
最后出了成品，彭磊很不满意：“《弹着吉他的少年》是垃圾，是口是心非的作品，是失败。”他可以在音乐形式上放低姿态，采用嘶吼、吉他失真、“结构优化”等合适却不高明的手段激发听众热情；但真到了内容上，依然无法把握和接受“生活状态”之外的情绪。
那“徘徊在 7-11 门口，互相拥抱着颤抖”也不是你们的生活状态啊？我追问。
“对，但是你是能看到的，是周围人身上发生的一些事，你能从他们那儿得到这么一种体会。但是没有人是真的像丁太升那样，背着吉他和被子来北京的吧？”越说到后面彭磊语速越慢，磕巴也更加严重，似乎对自己的话有点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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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着吉他和被子来北京的应该大有人在，只是彭磊很难真正共情。
这种知识分子的半精英立场和上层市民阶层叙事也体现在彭磊的电影作品里——《野人也有爱》是对城乡结合部的文艺化描摹与想象；《房间里的舞蹈》中，住在地下室的北漂女孩也会看艺术电影。
他所描述的这些在经济上、地域上被挤压的对象，实质是对自己在一个更小的圈子里（北京；泛市民阶层；泛中产阶层）文化上和思想上被挤压的投射。
至于观众，他们会为《乐队的夏天》里新裤子给 Cindy 写的几句歌词感慨乐队“真是大胆又包容”，却不曾想到这与彭磊憎恶的“一个来自农村的少年，他带着被子和吉他，他希望住在城市里，他唱出忧伤的旋律”有何不同；他们会为彭磊劝 Cindy“一定要上学，要不然唱着唱着就没意思了”的场景而动情，却不曾想到要是把 Cindy 换成同样出身底层的杨超越，这对话是多么好笑又不合时宜。
物质层面的获得感与精神层面的失落感并存——获得感是因为知识和地域资本在这个时代大概率可以转化成金钱资本，彭磊、庞宽都说过他们家有几套房子，在北京吃喝不愁；失落感是因为原先隐蔽的大众审美在现代传媒的帮助下，冲击了精英文化的自我想象——新裤子如是，王小波亦如是。
作为大学老师、中国最早一代程序员，王小波在九十年代应该已经搭上时代的快车，正如梁鸿《王小波之死》中所说：“中国经济改革与全球化正在展示出蓬勃的发展趋势，‘发展’理论与市场经济运动的自足性使得一般意义的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但同时，自由主义立场却找到了实践上的支撑。在此意义上，自由主义立场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有着微妙的共谋关系。”
但王小波的家庭出身、少年经历及教育背景都使他在这种自由主义的浪潮中，思考一些更为深层次的东西，立场也显得更加特殊。他的作品中有对历史的反思，却不像许多同时代的作家直接去书写苦难。
在他的笔下，历史本身就是荒诞的、经不起推敲的，不是一味哀悼知识分子受到打压，而是探讨体制如何无差别地异化每一个人，成为他在《2010》中所言的“数盲症”。
他批判儒家传统，文学涵养也多来自翻译小说——这在同时代的知识阶层中不足为奇——但却常常讥讽美国人没文化，留学一圈后又返回中国，与妻子合作众多立足本土的社会学研究。
接受旅居中国的意大利导演老安（安德烈·卡瓦祖蒂）采访时，王小波用一种迂回的方式，表明立场的同时为东方辩护：“我觉得区分东方与西方思维方式的说法相当无聊，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在掩饰着什么，掩饰一些自己也觉得不体面的事。”
若干年后，王小波已不在人世，留在北京的老安为彭磊的电影《乐队》担任摄影。这部电影为彭磊赢下上海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导演，在我看来原因之一是其题材最贴近彭磊生活——一个沉迷西方摇滚乐的年轻人终日迷茫，她在组建乐队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音乐理想，也最终发现西方摇滚乐是一种和中国人毫无关系的文化形态。
这个故事太新裤子了。2002 年，新裤子朋克时期的最后一张专辑《我们是自动的》封面还是星球大战主题，乐队在《Fashion1983》中唱着“Western style minds feels so great／Everybody living in a fashion magazine”，仿佛那个美好的彼岸即将成为此岸。
但他们终究成为不了西方乐队，不管他们怎么唱《你是我的雷蒙斯》，或是《艾瑞巴迪》中间那段吉他如何致敬《She's Lost Control》。庞宽刚写出《龙虎人丹》时，取名《法国夜生活》，中间取样阿兰·德龙；后来彭磊一听，觉得调子那么老和巴黎一点关系也没有，给安个中国名儿，把阿兰·德龙的采样换成了李小龙。
唱片整体设计也因此走向复古，没想到大获成功。
到了 2009 年的《Go East》，彭磊和庞宽已经穿上了中山装：“I saw tears on your face／Western life is the dead／When we stand in Tian An Men Square／We can feel the happiness”。
无论这是真心话还是政治波普，新裤子创作场域显然已经聚焦于中国。《我不想模仿你》中，他们又表现了一种自省而无奈的态度：“我们不是雷蒙斯，我们不是 Joy Division。”
再往后，乐队进入“土摇”时期，甚至连挣扎的迹象都不再表露于音乐中。直截了当的本土青年关怀替代了国际化前卫乐队之梦，而这些追随新裤子的本土青年又何尝不是世纪之交最先追随王小波的媒体精英的投射，只是这世界比二十年前又下沉了一点而已。
但彭磊也说不清自己对东方西方、前卫复古之间的看法。一方面，他很早就开始做复古的东西，乐队也带动过国潮复兴；另一方面，从小沉迷西方科幻电影的他曾以为“中国人拍不出科幻片，就喜欢些家庭伦理的”，今年春节去看《流浪地球》，结果开场没多久就在电影院睡着了，只感觉中间一直听见有人叫“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再睁眼电影已经放完。
他和庞宽小时候看的电影，给人带来的是冷酷之感，似乎人性会被机器吞噬，让他们着迷其中；现在，那个智能手机把每个人都吸进去的时代已经到来，世界却没有呈现出想象中冷冰冰的场景，反倒是人性的喜怒哀乐、极端情绪爆发得更加汹涌。
《乐队的夏天》里，新裤子因为彭磊的嘴不怂，呈现出一副活泼模样，“被彭磊拉黑”成了个网络段子。但其实，彭磊说自己那些“发窦唯的全拉黑”“发搓板龙一的全拉黑”的表达，正是源于对社交网络上信息高度同质化的厌恶。
他那些流传甚广的朋友圈截图中，有一条是关于他的猫：“时间长了觉得动物更有意思。猫和狗陪你的时间更长，人可能陪你呆一会就烦了，动物就不会。之前养了五只猫，现在只剩下两只了，可能以后这两只没了也就不养了。”
今年三月，彭磊的又一只猫死了，为了悼念它彭磊开始半戒网，微博看得很少，空留一堆嚷着让彭磊拉黑自己的人在评论区狂欢。
录制节目时他们也从不参加其他乐队合办的 after party，只有庞宽去了一次。看着一帮乐手称兄道弟，庞宽觉得好玩但没想着融入进去，他甚至疑惑，李鹏到了这岁数还能天天开心，是不是演出来的？
彭磊则觉得和他们没话说，“我和李鹏聊什么呢，聊吉他吗？可是他的那把声太高了、音太尖了，我不喜欢，还是肖容那把好听一点。”
肖容是脑浊的前主唱，他写的歌里会有“电影顽主看多了／开个三替公司给你帮忙……给我来个电话／我叫马青于观杨重帮你忙”这样的表达。这是以王朔为代表的一套话语体系，曾经俏皮而前卫，但已经当了爸爸的彭磊和庞宽意识到它“现在也过时了。”
“王朔那种正话反说，你跟现在的小孩这么讲，她／他根本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彭磊补充庞宽道：“甚至郭德纲相声也是，他不断说给人当爸爸，占人便宜。你给人当爸爸这怎么就占便宜了呢？现在小孩肯定理解不了，这哪里好玩，哪里逗啊？”
前段时间我们团队的老月亮去了《乐队的夏天》决赛录制现场，大张伟上台演了首朋克。二十年前，他所在的花儿还是支朋克乐队，与新裤子一样参与了“北京新声”运动。二十年后，世事又几度变迁。
彭磊在现场看完大张伟的表演，点评说大张伟已经疯了，这个说“我因家境与国情自废摇滚”的家伙对摇滚乐的理解还停留在开心乐园酒吧，这么多年没有进步。大张伟说不，我进步好多年了，你没赶上，刚刚那首只不过是回来了。彭磊一脸嫌弃。
但其实他并不像在节目里表现的那样，对这事儿那么笃定。彭磊的另一重身份是漫画家，他在 Vice 连载的漫画里，有一则叫《东单公园》，灵感来自王小波的《似水柔情》（曾被张元导演拍成电影《东宫西宫》）。
这部小说尺度大、题材敏感，彭磊在绘制漫画时做了一些处理。这倒不是什么自我阉割，只是他习惯用戏谑、自己觉得好玩的方式承载一些沉重和矫情的东西。虽然 Vice 在连载之初就告诉他好多东西不能画，但彭磊并不担心：“我从来都没有那些特别要命的东西，我的东西都是正常的。”
最后漫画顺利发表，结果却不遂人意。“我以为大家都看过王小波的那个书呢，但是当时没有一个人提到这事儿，然后他们也没看过那个电影。
我里边写个蔡国庆，有人就不高兴了，我说这个有什么关系吗？后来他们把名儿给改了，然后就完全接不上了，所有反馈都说没看懂，不知道这个漫画在说什么。”
我是不是太陈旧了？彭磊有时怀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