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晨微博开车，公开谈女性话题，是一个微妙的突破。
女性谈论自己的身体和性愉悦在过去很长时间都是公共言论上的空白，但这种性禁忌又是选择性的。
比如男人可以做，也可以口无遮拦，但女人不可以说，男人说黄段子那是有幽默感，女人说黄段子，若不被叫做女流氓，至少是引众人侧目而视的“开车”，“耍黄腔”——比如姚晨微博下的评语，就有：“拥有八千万粉丝的一线女艺人，在微博上公然开车！”
本来我还以为姚晨说了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段子，结果就是帮一个受委屈的女孩子在性上怼了回去：“不是我太胖，而是你太细。”
至于那部她主演的“在女性的性自主权”上具有突破性的电影《送我上青云》，其高光点是一个身患绝症而突然想开了女性，“想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绝症是导演想出来的让女主角获得性的主动权的一个理由，“其人将死”，豁出去了！
《送我上青云》并不是第一部探讨女性性意识自由觉醒的电影了，十多年前有部小电影《爱情的牙齿》，讲在禁欲年代北京中学生的性意识的觉醒和逃避，在爱被唤醒的同时留下永远的歉疚。
对爱情的向往，转而变成女主人公成年后对疼痛的记忆，并以制造一次锥心疼痛——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拔一颗牙，以这种不寻常的举动来刺穿婚姻的平淡无奇，打破人生的死水。
这种没有希望获得但仍然要拼死一搏的人生的大欢喜，和《送我上青云》里“和心爱的人做一次爱”轻飘飘的简单许诺对比，高下立判。
可见在女性身体自觉这个话题上，中国电影还可以走得更远。没头没脑地“想跟心爱的人做一次”，把性意识孤立于个人意识的成长之外，是剧本编剧没有意识到性背后人性的深度，用我一个编辑的话，是要退稿重写的。
美国社会打破维多利亚式的性禁忌是从1960年代的性解放开始的，而性解放又是从口服避孕药的发明开始的。有个笑话，美国国会通过的关于女性生理的法案，全部是由男性参议员制定和投票的，因为“最了解女人身体的人是男人”。
不要说公开谈论性感受，就连男女性的生理器官，还有“怀孕”这个词，都属于淑女口不能言的避讳字眼，若身怀六甲要说“expecting”，而不是“pregnant”。而避孕手段当然也是神秘的地下活动。
这种近似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性禁忌，在美剧《广告狂人》（Mad Men）的第一季里有高保真的年代描述。《广告狂人》第一季设置在1950年代末的纽约地区，中产阶级的白人家庭。故事虽然是虚构，但其写实的精确度，几乎可作时代的人类学报告。
第一季设计的时间正是性解放运动到来前的至暗时刻，连避孕用品都不太流行。男主角唐很花心，冷落了居家做主妇的太太贝蒂。
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卖空调的英俊年轻人，贝蒂虽然一口回绝但还是犹豫，最后让他进门量卧室的窗户。
在年轻人正准备上楼时，贝蒂又改主意再次回绝了他。他走后，贝蒂听到洗衣房里洗衣机转动噪音很大，进洗衣房，发现洗衣机正在猛烈甩干水而隆隆震动，于是她把身体贴了上去……贝蒂的第一次婚外情就是这么在转动的洗衣机旁达到了性高潮。
贝蒂极美丽，是编剧马修·韦纳模仿希区柯克的电影里“冰冷的金发美女”这个银幕原型创作的。
她的美丽纯洁外表接近于西方童话里的公主形象，这种冰清玉洁而非性感的典型化形象也被编剧深挖，比如贝蒂在派对上遇到邻居家十岁的男孩儿格兰，格兰对这个大美女阿姨脱口而出：“你美得就像公主啊！”
贝蒂芳心大悦，当场剪了一缕自己的金发赠给自己的爱慕者，并坐下来陪小男孩儿一起看卡通。这段被观众评为最变态的姐弟恋。
《广告狂人》剧照
冰美人芳心寂寞，表面上守妇道，实际上又忍不住跟洗衣机爽一次；另一方面她的英俊丈夫唐在纽约上班，却可以享受充分的性自由，可谓彩旗飘飘。
每天晚上坐通勤车回到纽约上州的家里，他进门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洗手和漱口（追美剧的中国观众很多人都没有get到“洗手和漱口”这个很污的梗）。
美国社会还真是从这种极端虚伪的纯真年代走过来的。
但性的不平等并不是孤立的，它只是其他社会结构上的更大的性别不平等的延展。
比如贝蒂本来是唐工作的杂志社的平面模特，跟唐约会后偶尔怀孕，然后奉子成婚。贝蒂按照当时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习惯，不再出门工作而成了家庭主妇。
期间贝蒂不是没有想过再找工作，她甚至找到了一份在女性杂志模特的工作，唐知道以后从中作梗，这份工作也泡了汤。气得她拿起猎枪射杀邻居家养的鸽子，因为“这种家鸽飞回去总是要再飞回家来”。
贝蒂独自在家的郁闷不是一点点。
《广告狂人》演到第七季时结束，在公司可以独当一面的佩姬抱着葛饰北斋的色情浮世绘“章鱼与渔家女”，叼着一根香烟从走廊里经过，准备用那很污的章鱼御女图来装饰自己的新办公室。
不用说，时代已经经过女性解放运动的洗礼，到了纽约广告界的白骨精们可以公开欣赏春宫的时候了，女人开始自由地谈论性，谈论身体。
如今深夜的脱口秀节目，常有女艺人登台。美国脱口秀吸引人主要话题之一，就是黄段子。女艺人登台表演脱口秀，当然也要说段子，甚至比男人说得更赤裸更直接。
国内观众熟悉的黄阿丽讲的脱口秀就是一例，屎尿屁，黄段子无止境。
著名的韩裔喜剧演员比如Maggie Chow、郑肯（Ken Jeong）都是讲脱口秀出道。他们的话题除了人人可讲的“性”，还参照了身份政治、种族歧视、肥胖歧视等作为亚裔特别感同身受的经历。
比如内科医生出身的笑星郑肯就直接拿自己丁丁的尺寸开涮：“我就是细又怎么了？我天生就是这样，没得选！”
他在电影《宿醉》第二集里担任一个泰国的黑帮头目“周先生”，有一个很丢人的全裸近镜头，他的“我天生就这样”指的就是这个著名的镜头。
福柯在《性史》首篇“我们是另外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开宗明义谈到17世纪初即启蒙运动之前欧洲对性的自由态度，“性行为是很少隐秘的，关于性的话语很少讳莫如深；性事很少有遮挡，对非婚生子的态度也宽容得多。
相比19世纪，对于粗鄙，下流，非理的言行管制例律要松散得多。
那是一个无耻无羞的时代，直接的动作，公开的偷情，无禁忌的交媾，身体自然展览。
到了维多利亚中产阶级时代，家庭繁衍接管了人的性欲，性被限于家庭之内，变成人类传宗接代之大业的一部分，兹事体大！
在性的话题方面，沉默变成了主流……夫妻之爱变成工具性的……语言被清洁化。
结束语言被清洁化是一个开始，敢说出心里话，你的怕就开始减少。
我们的身体是一个仙境，也是一个殿堂，个人尊严、身体尊严无不发端于此，也供奉于此，认识身体之独特是个人意识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