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办公空间，交友软件，成年人的集体宿舍，都在贩卖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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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头来，她葬送了数百条人命。”艾米莉神情严肃。
这位说话温柔的金发女子今年27岁，正在和她的新舍友介绍伤寒玛丽·马伦的故事。
两周前，艾米莉搬进了她位于布鲁克林的公寓。现在，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和一群她希望能称作朋友的人一起，一边观看奥斯卡典礼，一边闲谈着大规模死难。电视间位于这栋三层居民楼的地下室，里面挤满了二十个人；他们主题迥异的对话时分时合。
人们看着电视，同时闲聊着，分享意见，交换着电影冷知识。这群人充满活力，年轻而又多样。
¹译注：玛丽·马伦，美国第一位伤寒杆菌的携带者。她自身没有表现出症状，却在十几年间至少感染了数十人。
本·史密斯（Ben Smith）的生意贩卖的正是这种交流，或者说温情。
史密斯是Tribe²的首席执行官和联合创始人。该公司的口号是“我们帮你交朋友”，他们在布鲁克林运营着七处共享生活空间。
Tribe提供精装修房，租金略贵：多人间的一张床位每月要750到950美元，而单人间要1150到1700美元，卫生间和厨房则需要与他人共用。不过，按史密斯的说法，“真正的产品是一起住的人。”
²译注：意为“部落”。
Tribe有不少住户最近才搬到纽约市，而公司的目标就是为他们提供提前打造好的社交关系。
“在纽约可以过得极度孤独，为了新工作而搬到这里的人应该特别有体会。”史密斯说，初来乍到，如果什么人都不认识，就不免陷入上班回家、两点一线的陷阱，“在和我们一起住之前，不少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在大学毕业后搬到旧金山时，艾米莉已经体验过了这样两点一线的可悲生活：自己的房间——办公室——自己的房间。
她生性安静但不腼腆，可她的同事寥寥无几，也没能和在Craigslist上找到的室友熟络起来。一年过去了，她一个知心朋友都没交到。
“糟糕透了。”
今年冬天早些时候，艾米莉搬到了纽约。比起直奔Craigslist，她在网上搜起了共享生活空间。Tribe看上去是最注重社区氛围的，因此她申请加入，通过之后就搬了进去。这一次，她发誓不会重蹈覆辙。
艾米莉的经历并不少见。
孤独感无处不在，特别是在年轻人之间。
我们从美国的这一头搬到另一头，不少人从经营多年的社交网络中分离开来。我们晚婚晚育，甚至直接不婚不育。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工作，常常是孤军奋战，不受传统办公室的约束，也没有和同事们战友般的友谊。
当然，搬家、独自生活、不结婚成家，或者放弃朝九晚五的工作，为灵活投向自由职业，这些举动的背后都可以有合理积极的原因。
但和这些社会变动同步出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迷茫，没有归属感，或者缺少线上生活之外的社会支持系统。
资本主义厌恶真空，而踏进这片集体社交虚空的是成群的公司和企业家，兜售着结束社交孤立的法宝。
近十年来，“随叫随到”的人际关系已经变成了一门红火的生意，也是强大的营销机会。
从共享生活公寓到共享办公空间，到帮助建立人际关系的App，促进人际关系的服务获得了不少投资和基础设施。
但这些解决方案真的管用吗？
还是说这只是一张昂贵得令许多人望而却步的小小创口贴，由风险投资撑起来，却勉强盖在了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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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估值470亿美金的WeWork自2010年成立以来，明确地将促进连接奉为企业宗旨的一部分。
如联合创始人米格尔·麦克尔凯维（Miguel McKelvey）告诉《纽约时报》的那样，公司不只是“打造办公空间”，而是“建立全新的基础设施以重建社会关系，重新提升人际关系的潜能”。
WeWork在全国各城市有数以百计的竞争对手，它们也大多如此宣传：它们不只是供人专心工作的场所，更是有意义的人类互动的孵化器。
2016年，WeWork发布了WeLive，在共享办公的宗旨之上更进一步，直接让成员住在一起。（其官方的目标是“将昨日僵硬、孤立的住房模式，转化为今日灵活、社区驱动的体验”。）
自那以来，共享生活已经从怪事一桩，变成吸引年轻新居民的城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纽约、华盛顿特区、奥斯汀、旧金山、西雅图和丹佛都有它的身影。
随着共享办公和居住空间逐渐流行开来，帮助用户建立线下关系的服务也日渐风靡。
Hey Vina创立于2015年，是一款为女性交友而设计的App。几个月之后，约会软件Bumble推出Bumble BFF³，提供的是同样的服务。
今天，交友软件如此之多，以至于每一类人都能选择专属于自身群体的软件。
新手妈妈想和别的妈妈做朋友？试试Peanut。狗主人想认识别的养狗的人？用Meet My Dog。如果你想和别人交流爱好，无论是学一门新的语言，还是“谨慎地使用宗教体验致幻剂（entheogens）来探索内心世界”，都能用Meetup找到自己的伙伴。
³译注：BFF是“Best friend forever”（好朋友一辈子）的缩写。
尽管形态各异，这些公司都承诺能提供人际关系。“我们之所以在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相信，帮助人们融入群体有着巨大的价值。”创立Tribe的史密斯说道。
毫不夸张地说，社交痛苦会改变人心智的运作方式。
神经科学家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生前在芝加哥大学做了将近二十年关于孤独感的研究。在他带领下，研究人员找到了有力的证据，表明长年累月的社交痛苦会影响大脑，使其进入自卫模式。这就是为什么孤独的结果如同悲剧——它会像陷阱般将人牢牢锁住。
孤独的大脑高度警惕，无时无刻不在感知社交威胁。这种机制让神经系统时时刻刻草木皆兵，摧残身体的同时催生更多的孤独感。
最近，一项共有两万名成年人参与的全国调查发现，将近一半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时常或者总是感到独自一人、无所归属。
然而，史蒂夫·柯尔（Steve Cole）表示，相关的报道经常把孤独感（loneliness）和独自一人（aloneness）混为一谈。这位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基因学研究者经常与卡乔波合作。与媒体报道的观念恰恰相反，孤独感是主观上觉得缺少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或者无所依靠。
这个区别十分重要。
将我们与社交关系网断绝开来的场景，在现代生活中比比皆是。
上大学，为工作搬家，失去家庭成员，迎来第一个孩子，全都可以暂时把我们推入社交痛苦的状态。
“在学术研究中，长期孤独和短期孤独是有区别的。”爱丽丝·王（Alice Wang）说道。她现任爱荷华大学蒂比商学院营销学副教授，专注于研究孤独感和社交排挤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与长期孤独的人不同，因为情况有变而孤独的人还没有陷入习得性的被动；远离朋友家人的大学新生就是很好的例子。
相反，他们渴望建立连接。对于这群人，王表示，提供社交机会建立连接的服务或许有用。
然而对于终年寂寞的人来说，仅仅是社交机会很可能远远不够。
让大脑过载的人进入有陌生人的社交场合中，“实际上可能会让事情恶化”。这些公司是在尝试着回应明确的社会需求，但是“我们沒弄懂这种渴望，也没搞清楚它存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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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时年23岁的奥莉维亚·琼（Olivia June）决定搬到旧金山。
尽管没有任何具体的职业规划，她十分喜欢这座城市，而且最重要的是，姨妈让她暂住自己家里，不收一分钱房租。
适应新城市的过程十分寂寞。
在这周围，她一个好朋友都没有，而在家待业的她也交不到好朋友。日日夜夜都在刷剧中模糊地度过了。琼现在还记着沐浴在阳光里的女孩们的笑声，引来自己惆怅地望向窗外。看着她们走在去早午餐或者瑜珈课的路上，她想着：我怎么样才能认识她们？我怎么样才能成为她们？她孑然一身，却甚至不愿意认清孤独的感觉；这太让人羞耻了。从姨妈家搬出去之后一个月左右，她试过钻OkCupid⁴的“后门”，在上面约看到的女孩子出来玩。只是做朋友的那种。
⁴译注：OkCupid意为“好的，丘比特”，是一款约会软件。
“我遭到了无数拒绝。”琼说。
用这种方式，琼最后还是有了几次朋友之间的约会。
而无论是在公交车站，在家附近的咖啡馆排队，还是做志愿者，琼都和人闲聊，也慢慢地认识了更多的熟人。尽管如此，她还是很难找到“自己人”。
2012年，为了广撒网，她开始在市里的许多葡萄酒酒吧里组织下午酒会。和与会的人交谈后，她意识到寂寞与被孤立的感觉很是普遍。
2015年，琼创立了Hey Vina，一款帮助女性结交新朋友的App。反响热烈极了。几个小时之内，就有一千多人注册。一个星期内，数字变成了十万多人。今天，这款App有上百万的用户，在158个国家提供服务。
在Hey Vina发布之际，约会网站Bumble也收到了很多用户请求，这些用户希望除了浪漫关系，发展朋友关系也能有一种轻松的方式。“一旦踏出了大学校门，交朋友就再也不容易了。”首席品牌官亚历克斯·威廉森（Alex Williamson）说。2016年，这家公司发布了Bumble BFF，这个功能就是为寻找友谊的女性设计的。
今年24岁的史蒂芬妮·劳丽是高级会计师，在位于西雅图的Moss Adams工作。去年和男朋友搬到一起的时候，她发现自己也属于缺乏友谊的人。“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我发现自己的朋友关系都有点肤浅。”
其中，她和几位大学闺蜜的情谊都围绕着喝酒和参加派对。现在，当她和男朋友住在一起了，她开始更加认真地考虑婚礼的事情。
“如果很快就要结婚了，我要找谁当伴娘？谁会答应？谁能抽出时间，履行这样的承诺呢？”她说，“我好像找不到谁。”
去年六月，她注册了Bumble BFF。她的第一印象是，不回消息在Bumble BFF上面和Bumble本身一样泛滥成灾，甚至更糟糕。
App里面有很多看上去很有趣的人，但要在现实中见面就不容易了。她总是和觉得有戏的人配对，互发消息，约个咖啡，结果就被人放鸽子，还经常不事先通知。
“第一次的时候，我心想，这人真不靠谱。”她说，“但这种事情至少发生六次了！”（不回消息在Bumble BFF上面确实是个问题，威廉森承认，同时公司也在尽力改善。“我们是价值观驱动的公司，而毫无征兆就不回消息的做法违背了我们全部的价值观。”）
尽管劳丽还没在这款App上交到任何密友，她打算继续划着手机。
九月，她成为了一名Bumble城市大使，意味着她接受公司的报酬，负责每月在西雅图组织活动。最近天气变得越来越好，她希望人也能靠谱起来。
4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Tribe的体验，布雷登表示。
这名外向的新西兰人去年刚搬进这个共享生活空间。
尽管大多数住户都过得很好，有的人难以合群。自从他搬进来，有几个人已经自愿搬走了。用布雷登的话来说，这些人体验到了“社交管制”：“这可能关乎性格……你就是没法合群。”
肯尼斯·斯特林（Kenneth Sterling）是Tribe的业务管理总监。他明确表示，Tribe面向的人群不仅要有融入群体的想法，还要有能这么做的社交能力。
这意味着有踏出房间的意愿，但也暗示需要落入特定的年龄区间。虽然Tribe集聚不同种族的人——按首席执行官史密斯的说法，百分之五十的住户都是有色人种——却没有人看上去超过35岁。
大家心知肚明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要加入这里，成员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尽管Tribe没有纽约的很多共享生活空间那么贵，但它也远远称不上便宜。哪怕是多人间的食宿费也让许多年轻的新纽约客无力承受。（Tribe曾经运营过一个非正式的奖学金项目，为一位创业者和一位电影制作者提供六个月的免费食宿。史密斯称，他希望将来能继续这项计划。）
申请过程包括视频面试和信用检查，目的是测试申请人的经济和文化契合度，但筛选过程并不完美。
“有些人一开始会比较腼腆，但最后他们能和社区里的人打成一片。”斯特林说，“我们也遇到过一些没能成功融入的人。我们会把事情处理好，让他们可以搬走。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合适就是不合适。”
营销学的王教授表示，对于长期孤独的人来说，过分敏感的心态是个问题。
孤独的大脑长期过载运行着，它对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社交管制”都极其敏感。
“如果感受到任何负面的东西，他们会马上退缩，”她说，“还有，如果觉得别人不需要自己参与也能建立关系，那感觉就更糟了。”
听着她说的话，我想起了大学刚开学的那几个星期，一阵阵的笑声和音乐从外面传来，而除此之外房间里寂若死灰，这令人感觉痛苦不堪。
要做什么才能帮助长期孤独的人？
按柯尔的说法，那些收集用户数据，或以高于市场价提供办公室和公寓服务，将为投资者盈利作为主要目标的公司，或许并不能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法。
长期孤独是个顽疾，但有些证据表明，向着一个使命或者超越“小我”的目标前进——这常常需要和他人合作——可以帮助孤立的个人重新回归社会群体。
一个社区之所以是社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成员——哪怕那些不总能和他人融洽相处的——都积极地为某种更伟大的事物奋斗，而整个群体都因此受惠。
目标可以是为了生存（对我们的祖先来说），为了赶上客户的死线（如果你是某个广告团队的一员），也可以是为了注册投票者（如果你是一个政治竞选活动的志愿者）。
同样的，劳丽，这位Bumble BFF的城市代表，和其他Bumble的西雅图城市大使关系密切，更甚于通过App本身遇到的人。
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拥有共同的目标：为本地的Bumble用户举办吸引人的活动。他们定期在群聊上交流合作。
“到了现在，我可以和他们谈天说地。”劳丽说，“我们的关系很是密切。”
“这些市面上的App全都缺乏这样的使命感。”柯尔说。
共享生活公司的价值就在于提供流畅的住房体验，同时自带室友。它们通常位于找公寓令人头疼的城市里，因此十分有用。相亲App则帮助有共同兴趣的人约个咖啡；共同办公集体帮助人们集中注意力，拓展人脉，参与活动。对于身心健康，想要结识新朋友的人来说，这些服务确实能帮上忙。
艾米莉最近离开了Tribe，和其他四名在共享生活空间认识的朋友一起，搬进了位于布鲁克林的五居室公寓，这套公寓属于他们自己。
房租便宜多了——她一个月付850美元，而不是1400美元——而且和她已经结识、喜欢的室友，搬到一个感觉更稳定的地方，让人心情舒畅。
“Tribe让我有了这群美妙的好友。和他们在一起，我能自信地说：对，我想留在纽约。”
但我们难以想象那些长期在孤独中煎熬的人，也会有这样的美好结局。
建立一段关系，更不要说一个社区，需要容忍风险和拒绝，需要恒心，也经常需要一个凝聚人心的使命，而不只是“认识新朋友”。
尽管数百万美元涌进了这些创业公司，要使得期望成为现实，风险投资远远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