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何文学奖都缺乏兴趣
诺贝奖文学奖颁奖在即，近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是夺奖热门人选的村上春树，今年又一次位列提名榜单中的第5位，次于第4位的中国作家残雪。
有关村上春树能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一直以来都只是大众对他的一种舆论消费。“陪跑王“的称号早已扣在了他头上，让他成为这些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活招牌”，被无数文艺青年和媒体津津乐道。
但他本人从未真正关心过自己能否获奖。
2017年，村上春树首部自传性作品《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在国内出版，这部历时6年写成的作品，主要讲述了他关于写作和生活的故事，还谈到了他对“文学奖”的态度。
谈到“芥川奖”时，他说“至于芥川奖是否“有魔力”，我就不太清楚了，是否“有权威”，我也一无所知。
而且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这类事情。迄今为止有谁得过这个奖，又有谁没得到这个奖，我也毫不知情。从前就没什么兴趣，现在也差不多一样（或者说越来越）兴味索然。”
而这似乎也是他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但凡名字叫奖的，从奥斯卡金像奖到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评价基准被限定为数值的特殊奖项，价值的客观佐证根本就不存在。
若想吹毛求疵，要多少瑕疵都能找得出来；若想珍重对待，怎样视若瑰宝都不为过。”
纵观他的多数作品，他的写作是从生活中来，又回到生活中去，与文坛无关，与任何奖项无关。无论是在成为作家前，还是在成为作家后，他都没把自己当成文学家、知识分子，仅仅认为自己是一位小说家，远离文化圈。
“我之所以居于距离文坛较远之地，原因之一是一开始就没打算“要当作家”。我作为一个普通人过着极其普通的生活，有一天陡然起意写了部小说，而那部小说一下子就摘取了新人奖……”他在书中说。
这话虽然气人，但也的确是实话。正是因为29岁那年，此前基本没有写作经验的村上春树，凭借《且听风吟》这部处女作获得了日本群像新人奖，同时也让他获得了成为小说家的入场券。
有读者，才有意义
1987年，村上春树的第五部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出版，截止2010年，这部小说在日本就已卖了上千万本，中国大陆简体字版也卖了逾800万本，还被译成33种语言在36个国家出版发行，“村上现象”风靡全球。
村上春树被称作第一个纯正的“二战后时期作家”，并被誉为日本80年代的文学旗手。但这依然是文学评论界强行给他贴上的标签，对他自身而言，仅仅是抓住了一个机遇。
““我被某种特别的力量赋予了写小说的机遇”，而我也算是抓住了这个机遇，又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于是成了小说家。说到底，就结果而言，我是被别人（不知是何许人）赋予了这样的“资格”。”
是谁赋予了他这样的资格？如果他不承认是自己的某种写作天赋给他带来了成功的结果，那么言外之意是想把原因归结为时代本身，所谓时代，具象而言便是那个时代的读者。
一个成功的作家，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时代，也代表着那些在他文字中找到共鸣的读者们。作家和读者形成强关联，并在时代洪流中掀起一股巨浪，无疑是种万分之一的概率性事件。
即便如此，这种概率性事件也是有迹可循的。
少年时代的村上春树，爱读书不爱学习，常因不用功而挨老师的打，“不想学的、没兴趣的东西，再怎么样都不学”。
高中时期的他整日和女生厮混，抽烟、逃课，偶尔在校刊上发表文章，翻译自己喜欢的美国惊悚小说，还疯狂地迷上了爵士乐，常常饿着肚子将午餐钱省下来买唱片。
考进早稻田大学后，恰逢日本六十年代的“校园纷争”，大学长期被封锁。起初是因为学生罢课，后来则是因为校方封校。那时的他几乎不用上课，度过了一段荒诞不经的大学生涯。
这些经历有的直接出现在他的小说中，有的则演绎成富有悲伤色调的青春故事。谁的青春都或多或少的有着以上元素，村上春树通过剖析自我，把那些元素杂糅进一部部小说中，并持续获得无数读者的喜爱。
接受采访时，被问及与获奖相关的话题，他总是回答说“最重要的是有好的读者。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学奖、勋章或者善意的书评，都比不上自掏腰包买我的书的读者更有实质意义。”
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30岁以后写的，因为年龄原因，他几乎不用伤春悲秋的华丽词藻，但依然能使得小说充满感伤的气质，这种感伤也正来源于作者本人的青春基调。
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村上春树的小说模式化严重，四十年来基本保持一个风格，同一水准。
写作手法几乎完全西化，青春是永远的主题，性爱描写必不可少，孤独感夹杂在字里行间，主人翁“我”始终与世界格格不入，俗气点说——生而为人，却又只能做个局外人。
有什么能比这些更受年轻读者的喜爱呢！也因此，让他注定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
只不过，近两年他的风格开始有所转变。
正视历史，比获奖更重要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虽然没有绝对的标准，但最起码的文学性还是要具备的，此前村上春树的绝大多数小说都很难与“文学”挂钩，更多的是对生活琐事的描写，以及夹杂着的浅显的人生感悟。
但若因此说 “村上春树就是个写言情小说的，毫无才华可言”，这种外行话只能是读书不多的伪文艺青年所言，且不谈销量，光凭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写作的精神，就足矣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不往深刻了写，不代表不深刻，不写时代篇章，不代表心中没有时代。
2009年，村上春树前往耶路撒冷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并发表了一篇标题叫《永远在蛋这一边》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到了那句著名言论“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他解释说“这个隐喻的涵义是什么？有些情况下，它实在太简单明白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炮弹是那坚硬的高墙。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 ”
接着他又解释了另一层涵义“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我是如此，你们每一个人也是。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
凭借这一番言论，瑞典方面开始正式关注这位日本畅销书作家，也正是从这年之后，村上春树正式成为博彩公司诺奖赔率榜上的常客，并一直持续至今。
如果说此前村上春树的小说更多的是自我剖析，那么近两年他已将笔触转向剖析父辈。
去年初，村上春树的新作《刺杀骑士团长》在国内发售，小说中出现了明显的隐喻，反思了日本侵华历史，并承认南京大屠杀事件。
今年，他发表了一篇名为《弃猫，提起父亲时我要讲述的往事》的新作，在这篇随笔文章里，他第一次对外公布了其父亲曾是“侵华日军”，杀害中国俘虏的残忍往事。文章一经发表，便震惊整个日本社会。
实际上，早在耶路撒冷发表演讲时，他就提到了父亲到中国的打仗的事。
“他是位退休教师，兼佛教僧人。读研究院时，他应征入伍，被派去中国打仗。我是战后出生的孩子，经常看见他每日早餐前，在家里的佛坛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告诉我他是在为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为所有死去的人祈祷，无论敌友。”
直到十年之后的今天，他才敢于面对公众，真正担当起作家的责任，以作品的形式道出父亲的侵华的不堪罪行。从他这两年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不是故意为之，客观上都为他走向瑞典领奖台赢得了更大的几率。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显现，并用光芒照耀它。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使一道光线对准体制，以防止它使我们的灵魂陷于它的网络而贬低灵魂。”他在耶路撒冷时说。
而正视历史，正是为人类文明的进程敲响警钟，是一个作家的良心体现。无论他能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都已赢得了中国人尊重，赢得了全人类的尊重。
有什么文学奖比这更重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