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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的土地基本上是平坦的，景色单调，村庄与村庄之间看不出什么两样……上等人的庄园，豪华的大厦，英格兰和法国式的漂亮房子，为何会无影无踪？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个社会并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产生贵族阶层？”
这是彼得·海斯勒作品《甲骨文》中的片段。那是1981年，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凯特利来到河南安阳，在给家人的信中，他用这样的方式介绍自己身处的国度。
我完全能想象那种失落。一个美国人站在河南空旷的土地上，期望看到哪怕一丁点摩登的景色，而等待他的，只有无边的农田和呼呼的风声。
幸运的是，若把历史理解成时间坐标，戴维·凯特利的感慨与失落非常短暂——这个国家在接下来不到40年的时间里，GDP增长近44倍，突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豪华的大厦，漂亮的房子，各种他所想到和尚未想到的事物，在今天的中国都很寻常。
在他发出感慨的那个瞬间，中国人已经处在一个前所未见的大顺境里。
用另一位历史学家王赓武的话说，中国面临着历史上的第四次崛起，是秦汉、唐代、明清之后的再度辉煌。
身处顺境的人总是更关心未来。
在2018年，全球经济转冷，中国人的顺境出现一个踉跄，人们不安地发问，中国将往何处去，它还能保持高速的增长吗？
而国家统计局则发布数据，用数字定义了一个当下的中国：2018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消费与投资，其中，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达到76.2%——中国正在和世界上所有的发达经济体一样，变成一个以消费为核心引擎的国家。
基于这样的事实，“中国将往何处去”的全民话题，似乎可以代换为另一个话题——中国人的消费往何处去？
如果继续追问，这个话题或许还包括，“买买买”的时代口号到底还能持续多久，双十一的销售金额是不是仍然能年年刷新，拉动内需除了挖掘下沉市场，是否还有其他法门……
不断重复这些问题，我又一次想起戴维·凯特利。
他在1981年苦苦寻找的中国上流社会，今天终于成型。2018年的《胡润财富报告》揭露了一项数据，在大中华地区，拥有600万资产以上的富裕家庭已经达到488万个。他们的家庭总财富高达133万亿，是中国全年GDP的1.5倍。
在中国的消费者群体中，这些生活在金字塔尖的人，和下沉市场一样神秘有力，与后者共同组成了中国消费的两极。
这是一群漂浮在云端的人。最多不过一千多万人口，但把握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动脉，并将深刻影响这个国家的未来。
对于他们是谁，长什么样子，怎样理解自己的财富与生活，我充满好奇。
当然，我无法逐一与他们面对面，但我试图在个性中寻找一些共性，为这个群体勾勒轮廓。
而在此之前，我需要先放下自己内心的偏见，例如，他们一定喜欢购买奢侈品，他们一定对价格不敏感，他们一定在社会生活中游刃有余，他们一定拥有开放的思维和国际的视野……
所有想象都是禁锢，我需要带着无知出发。
为了寻求答案，整个八月里，结交有钱人变成了我最主要的工作。
这是一项短暂跨越社会阶层的任务，我需要做的，是向今天的中国富人不断释放疑问，像在湖面投下一颗颗石子。
当波纹散开，有时会得到反馈，有时则会撞到什么，因此弹得更远。当然，还有一些时候，它们就只是无声无息地慢慢荡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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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几乎只是蒙蒙亮，潮气降了一夜，空气像能拧出水来。园区静悄悄，宝马车发出一声微吼，声音迅速被茂密的植物捂住，没有吵醒任何人。
房怡将车缓缓开出大门——在成都，同样的香槟色宝马至少有1000辆。
若是懂行，你很容易看穿它的底细，车龄4年以上，少说也有8万里程。车尾清楚写着型号，520i。数字代表它的动力是同款最低，字母则告诉人们，这辆车是短轴版本，并未加长。
两项信息组合，结论只有一句话：这是当年最便宜的一款宝马五系。
有些时候，拥有这么一辆车是尴尬的。
没有人会否认它豪华车的身份，但在今天中国的城市街头，也没什么人会为它侧目。过去24年里，中国人消费了400万辆宝马汽车，庞大的市场保有量足以消解所有好奇。
在网络上，房怡的选择还可能遭遇奚落，“买低端豪华车的人就是为了面子，”一位网友在汽车论坛发帖说，“这种车没有任何实用性。”
房怡不懂车，也极少上网，她只知道这辆车让她舒心，便一直开着，就如同丈夫也一直没有换掉那辆老掉牙的丰田汉兰达。她今年43岁，在每一个这样的清晨，她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能否将女儿准时送到学校。
三年前，她们一家从市中心的歌舞剧院家属区搬出，住进了位于成都南郊的别墅。这是一幢358平米的联排别墅，上下三层，价值600万。
这个决定为他们的生活带来许多影响，其中之一，就是他们花在交通上的时间变得更长。女儿的学校离家26公里，房怡与丈夫一起经营的设计公司，也在27公里之外。
三点连线，在城市中组成了一个巨大的“Y”字型。
女儿在路上可以打个盹儿。她在一所重点中学的国际部读高二，正值关键期。
和普通全日制高中不同，她们学习国际文凭组织开设的IB课程，可以直接申请哈佛耶鲁等世界名校。在毕业之前，她们每人都至少要完成一篇4000字以上的论文，用纯英文书写。最近，房怡的女儿在尝试写剧本，她已决定，毕业后将争取去美国学习导演专业。
我联想起自己17岁朝不虑夕的生活，感受到了她远超同龄人的早熟。
过去十年，国际学校在中国从稀有到平常。
四川类似的国际学校有51所，全中国则多达1028所。在这所学校的官网上，办学宗旨写得很令人振奋，不同于公立学校常见的“立足当地，服务社会”，或者是“质量立校，文明兴校”，它所写的是：为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公民而努力。
我不知道房怡是否完全明白国际竞争力意味着什么，但她十分确信，这是女儿需要的。
为了证明学生拥有国际竞争力，国际部的学生不会参加中国高考，因此可以避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残酷竞争。
而家庭需要为此付出的，是大约每年13万的学费，这相当于一名成都白领全年的收入。在房怡看来，从高中到大学，能在百万量级解决女儿的教育问题，是一笔相当划算的投资，这意味着，女儿的人生轨迹将和大多数同龄人不同，当然，也与房怡自己不同。
2000年，房怡和丈夫一起创业，开办一家室内设计公司。“当时成都二环路外都是郊区，”她说，“最好的房子也就卖3000块一平。”公司开起来，房怡逐渐了解了室内设计公司的行业惯例——设计通常免费，利润主要来自装修。
房怡是科班出身，她认为，“至少得把学费挣出来”，因此坚持收取设计费。她把价格标准定在每平米30块钱，在和同行一起宣传时，果然无人问津。
一气之下，她把价格涨到100元。谁成想，这样竟真的有客人上门。
客人的想法不难推测，“别人不收钱，他们要收100，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当时的房怡并不知道，她无师自通地应用了一门极其有效的消费心理学，为自己筛选出了市场上最愿意付费的客户。
此后20年，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蓬勃，他们的公司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在成都崭露头角，进入豪华住宅的设计领域。
在她的客户名单上，许多赫赫有名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位列其中，他们的家中哪里有密室，哪里有保险箱，她是为数不多的，最了解的人之一。
3
“你怎么定义自己的财富水平？”八月的一个下午，我这样问她。
“中产，”房怡果断回答，“标准的中产。”
在中国，许多人确实不知道自己究竟算不算富有，但房怡的回答显然是出于谦虚。
我们对话时所在的店铺，是房怡的新生意，既做设计，也卖家具，还有一间咖啡厅。这里有4400平米，上百款进口家具，员工五十多人。不用费劲计算也能得知，在成都运转这个规模的生意，保证仓储、物流、售后井然有序，至少需要千万资金。
按照《胡润财富报告》的标准，有千万可投资资产的家庭，被称作“高净值家庭”，全国只有82万人。
之后我们的话题山南海北，但我竟不断回想起她所使用的这个词，中产。
除了谦虚，它似乎还意味着别的什么，这或许与它词义中表达的“未完成”状态有关。
中产，意味着小有所成，也意味着不够富有，这可能指财务目标没有达成，也可能指人生理想尚未实现。
在今天的语境里，这是一个属于奋斗者的词汇，房怡的工作状态也证明了，在完成财富积累之后，她并没有打算就此休息。
伴随着这些零散想法，我逐渐感到她身上奇怪的冲突感。
她的家庭足够富有，但除了拥有一栋别墅之外，其他方面的物质生活都不出挑。一辆最低配置的宝马车，一辆上了年纪的汉兰达，这在许多真正的中产家庭里也属平常。
她承认自己有段时间买了不少奢侈品，但在新鲜感过去之后，她还是更习惯从朋友开办的服装厂里选衣服。她不上网，更不网购，认为在网上挑选商品耽误时间。
问到她日常中最大的开销，她回答是教育，不仅仅是女儿的，也有关于她自己的，她喜欢研究心理学，花了不少钱去接受培训。
我意识到，这种奇怪的冲突感，恰恰来自于她实在太过正常，如果不是因为那栋别墅，我几乎真的要认为我们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而之后一个月中的见闻告诉我，这种“奇怪的正常”，恐怕不只属于房怡。
正如同中国是一个新富国家一样，中国的许多富裕家庭也是崭新的。
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富裕家庭。2009年的《胡润财富报告》里，拥有千万资产的中国人共有825000人，10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已经达到201万。
这令人惊讶的爆发，其实描绘了属于整个国家的增长惯性——数以百万计的富裕家庭仍处在这财富积累的惯性里，口袋里的收成刚刚捂热，这并不能带给他们巨大的满足感，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还能获得更多。
今天，中国最先取得富裕的人都还在职业生涯的高峰，联系到这个国家一贯崇尚的勤奋精神，以及李嘉诚、王健林、雷军等富豪的以身作则，那种在影视剧里出现的，财富自由便退休的剧情，很难在现实中成为普遍现象。
胡润研究院估计，未来中国将有50-60万亿元的家族财富由第一代传给第二代，但整个过程将持续30年。
至少目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创一代主导的国家，而创一代的精神意味着更多的积累，更少的开销，更紧张的时间，这些要素与时代需要的消费精神都背道而驰。
我们的对话没有持续太久，房怡很快告辞，去主持一个工作会议。
我对许多问题仍没有头绪，因此只好抓住最特别的那一个：为什么这样一个中产化消费的家庭，会很突兀地去购买一栋别墅？理解这个异常消费，也许能帮我更好地理解她。
4
在成都附近，商业别墅住宅区主要集中在七个板块，青城山、蒲江、城北、牧马山、温江、龙泉和南延线。
它们的存在印证了我在中学地理学到的知识：高档住宅总是要远离闹市。在七大板块中，南延线的别墅区被誉为成都别墅的标杆，房怡的家便在这里。
我沿着天府大道一路向南。这是成都市一条长达34.7公里的南北动脉。
道路两旁是整个成都最有精英气息的地方，漂亮的写字楼摩肩擦踵，那些著名的互联网公司，例如阿里巴巴和腾讯，都将区域总部安排在附近。
而当一路开到写字楼悉数消失，道路两旁只剩精致修剪的绿化带和在建工地时，才算真正接近目的地。
这座别墅区将近4300亩，相当于400个标准足球场。建筑全部是西方风格，孟莎式屋顶的法式建筑，搭配着意大利风格的浮雕，与北美的花园洋房组合在一起。
每一片区域都有一个异域风格的名字，例如圣安德鲁、茵特拉肯、拉佩维尔。保安认真负责，内部有高尔夫球场。别墅区外围，则几乎全是亟待开发的工地，不难看出，这里在不久前还是一片农田。空气的确比城中更清新。
内部与外部，繁荣与荒芜，这种对比是如此强烈，像沙漠中突然出现一片绿洲。
我听人说起这里最贵的别墅，靠近高尔夫球道和人工湖，面积超过七百平米，有私家码头，总价在2亿人民币以上。
至于便宜一点的入门级别墅，价格也至少需要600万，这其实是个并不夸张的价格，相信在许多人的承受范围之内，尤其对身在一线城市的精英来说，应该很有诱惑力。而这也让我感到好奇，在入门级的别墅并不过分昂贵的情况下，为什么买别墅的人并没有很多。
我曾向房怡请教这个问题，她回答我，别墅并不是没有缺点。“比如它离城市比较远，工作或者孩子读书都很不便。”她说，“而且别墅的生活成本更高，这意味着家里一定需要保姆，当然，物业费也会更高。”也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她在收房之后的第四年才装修入住。
但是，对一些需要彰显身份的人来说，这些缺点恰恰很有必要。
别墅离市区远，就配专职司机，空间太大不好打扫，就配三个保姆。
房怡的邻居就是这样做的。在那栋价值不菲的大型别墅里，有专门一层属于保姆的会客区，出色的室内设计可以让主人与保姆避开各自的生活，如果愿意，他们可以从不碰面。
房怡家也有保姆，她已经在房怡家里工作多年，几乎是看着房怡的女儿长大。
她月薪五千，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要休息，主要负责做饭、遛狗和收拾卫生。搬到别墅后，保姆一个人忙不过来，房怡每两周还需要专门请一次保洁。“这工作真是轻松。”我由衷感叹。“可就这样她还想辞职，”房怡摇摇头，“她觉得别墅太闷了。”
我忍不住去想那个画面：一位中年保姆带着一只金毛猎犬，住在三百平米的别墅里，有影音室，有健身房，有浴缸，有花园，似乎只差一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如果能把这画面的主角换成自己，许多人会趋之若鹜。但保姆对此不满的信息提醒我，很多人没有独自排遣寂寞的能力。在歌舞剧院的家属区，保姆可以看人下棋打牌，但在这里她无比孤独，连去最近的超市也需要坐车。
坦白讲，我不确认自己能不能忍受这种生活。
我问房怡，“既然有这么多不便，为什么还要买别墅？”她用两个字回答：限量。
她所说的限量，指的是从2003年起全国推行的“禁墅令”。2003年2月，国土资源部发布被称为“45号文”的紧急通知，强调“停止别墅类用地的土地供应”。此后十年间，这一规定被先后重申了五次。
2019年，住建部发布“特急”通知，要求停止别墅项目建设审批，并对“已建、在建、在批、特批的别墅项目进行梳理”。在“禁墅令”背后，是近年来中国的耕地面积正在急剧减少，而别墅占地规模太大。
在2017年末，中国耕地面积是20.23亿亩，《全国国土规划纲要》要求，到2020年，耕地保有量要保持在18.65亿亩以上，18亿亩，也被称为“中国耕地红线”。
因此，用房怡的话说，“中国的别墅是卖一套少一套。”至于别墅能实现她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她将这个理由放在第二位。因为它显然没有第一个理由重要。
事实上，房怡曾在私下表达过购买别墅的第三个理由：这或许会为她的事业带来帮助。
她为许多别墅提供过室内设计，清楚这个行业的市场规则。过去20年里，她没有投放过任何广告，所有的业务都来自于熟人介绍。这是关于中国富人最保守的一面，即他们不相信宣传，几乎只相信同等身份人的推荐。
生活在别墅里，房怡有机会结识更多的别墅业主，他们自己可能拥有不止一套别墅，也可能将房怡引荐给自己的朋友。这都是房怡期待的。
这种想法显得工于心计，但并不难理解。我比较惊讶的是，购买一栋别墅，她竟然有逻辑分明，角度各异的三个理由，那种期待中富裕人群任性放肆的消费完全不见踪影。
她几乎不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失去理性，就如同她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扩大事业的可能一样。
她始终保持着属于中产的饥饿感，我想象不出有什么力量能使她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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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我的朋友向我引荐胡总。他五十多岁，是四川安岳人——那里被誉为柠檬之乡，是一座有160万人口的县城。
他在那里长大，如今的工作重心则在另外一个城市，出于隐私原因，我已无法描绘得更具体，因为现在他是当地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他的公司占据了一栋12层的写字楼，马路对面的酒店也在他名下。
人们对他的风评不一，有人说他平易近人，也有人说他脾气暴躁，无比固执。
胡总喜欢在办公室里挂自己的照片，每张都有登机箱那么大。照片全都PS过，但是既没有美颜，也不是虚构和重要人物合影。
它们风格统一，主题是胡总保持威武站立的姿态，再将这个姿态PS到各种虚化的背景上。在八九十年代的影楼，人们也常用这样的方式和名胜古迹合影，例如背景是天安门或是长城，只不过胡总要突出的，只有他自己。
最近两年，胡总最大的一笔个人消费是在安岳农村翻建祖宅，花费在千万以上。
这在当地成为一个巨大的新闻，其中的冲突感和不可思议，就好像泰勒·斯威夫特突然宣布要嫁给一位中国农民。
我看过那张所谓祖宅的照片，是两间破败的平房，房子的底座是一米多高的石板，再往上则是土墙结构，刷过的白色已经发灰，与屋顶的瓦片颜色相近。
说是祖宅，其实房子的历史很短，只有胡总和他的父母在这里居住过，但是他想以此为源点，建立一个不断传承的大家族。
从成都出发前往安岳农村，大约需要两个半小时。我们经过一座非常袖珍的村镇，一切都围绕中心地带的一棵巨大槐树展开。择一条小路上山，乡间小道只容许一辆车通过，道旁的农作物生长茂盛，让人想起“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诗句。如此再行进十分钟，人会在某一个转弯过后，突然看到那座突兀的建筑。
“像个旅游集散中心。”一些人这样形容它。这主要是由于它看上去巨大而方正，但是似乎又毫无个性。
外表朴素，是胡总的要求。他希望这座“新祖宅”尽可能保证过去的味道，但是最好又足够宏大，因此外观像在老屋基础上直接乘以十倍。
现在的这栋建筑长27米，进深9米，共4层，总计1500平米，内部还装有电梯。门口的花园和水池，完全按照城市里的豪宅标准打造。
站在这座房子的楼上，能看到四周绿油油的农田和波浪起伏的小山峦，虽然不能远眺，但也有被群山环抱的感觉。它的朝向由风水先生仔细勘察过，用鲁班尺找到了最佳角度，既可以有利于胡总运程，又能造福于子孙后代。
现在，它的名字叫“胡家大院”。在胡家大院旁边，仍有当地的农民生活。
他们就住在几十米外，居住的房子和被拆除的胡家老宅并无二致，石板，土墙，灰瓦，墙上偶尔还有窟窿。如果说恢弘的胡家大院像一部最新款的劳斯莱斯，那他们的房子则像一辆从民国驶出的老牛车。
只是，放在这完全乡土化的场景里，突兀的不是牛车，而是劳斯莱斯。这几间老房子，从胡家大院的视角看出去，既是阻碍，偶尔又像是风景的点缀，他们的命运，恐怕要看胡总如何理解这件事。
胡家大院的内部是华丽的，与外表的朴素形成强烈的反差。
进入胡家大院的第一个空间是堂屋。这里完全是中式风格，随时可以举办一场拜天地的中式婚礼。主人的座位正对大门，透露着传统的宫廷威严，在他身后是一个香案大小的方桌，这里将用来供奉祖先牌位。
在胡总的想象中，百年之后，他的后代将在这里祭拜他，向他叙述家里的兴衰对错，感谢他为家族创下的优渥生活。他现在已经有两个儿子，大一点的已经工作，在成都一家普通的公司上班，“不急，”胡总说，“先让他历练几年。”
和堂屋不同，胡家大院的所有卧室又都是欧式风格，席梦思床，羊毛地毯，电动窗帘。
他认为，在享受生活这件事上，还是西方人做得更合心意。同样的文化冲突也发生在厨房——按照胡总的特别要求，他在别墅中修了一个农家土灶，还设置了放柴火的地方，这样他就能随时随地吃到正宗的“柴火饭”。
而就在土灶旁边，胡总还是又布置了一个西厨空间，可能吃惯了柴火饭之后，他偶尔也会想吃牛排。
整个胡家大院里，最神奇的设置是粮仓。
是的，一间专门储存粮食的空间，像旧时代的地主们一样。可是，即便胡总将自己理解为一个大地主（某种意义上，房地产开发商真的具备这个特征），这个行为也仍然是令人费解的。
对地主来说，物资短缺时代，粮食是他们的核心资产，因此需要专门保护，但现在，这个空间设置显然没有任何意义。
胡总兴致勃勃地介绍他的思路。
我忘了说，粮仓不是在后院，而是在胡家大院的三楼，和胡总的主卧在同一层。但是，如果你想去粮仓，需要从四楼下到三楼方可进入。
整个的场景设置是这样的，“你看，我从外面打了粮食回来，坐电梯，把粮食运到四楼的平台上，那正好可以晒粮食。粮食晒好了之后，我把粮食一收，啧，直接就放进三楼的粮仓里，多方便。”
我在这个瞬间终于明白，这其实是一场游戏。一种他设想中的退休生活。一种行为艺术。
因此，我也毋须再问为什么在这个年代需要打粮食，从哪里打，有没有考虑粮食放进去容易，拿出来很难的问题。对一个游戏来说，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这本来就是游戏的一部分。
我想，他在这个过程里能找到关于自己的一切：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吃不饱饭的童年生活，一个自食其力的奋斗过程，一个满仓满谷的人生赢家，一个就放在自己枕头旁边，看得见摸得着的厚重安全感，一个大家族真正的起点，一个值得被铭记的人。
胡家大院从筹建翻新到最终完成，历时两年有余。这一定是胡总最得意的一处住宅，因为这里满足了他对住所最疯狂的想象，中式与欧式齐飞，土灶与西厨一色，乘着电梯到屋顶晒粮，最后再收纳进卧室旁的粮仓里。
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斥资千万打造胡家大院之后，并没有人真正住在这儿，它只在胡总一家回乡祭祖时使用，在99%的时间里，这座四川乡村中的奇特宫殿都空空荡荡。
他不断填满粮仓的游戏，也许要在很久之后才会在这里上演，而要等待自己的子孙后代把胡家大院的十多间屋子住满，恐怕才是胡总和胡家大院真正面临的百年工程。
6
在整个八月，不止一个人对我说，几乎所有富人都有自己的风水先生。
不仅仅是胡总的胡家大院由风水先生测算过，房怡的新店铺也是由风水先生敲定了选址和开业日期。
室内设计师崔钰也说，有时候设计图给到客户，返回的修改意见一看就是请风水先生看过的，会要求在这里加个隔档，那里加个水景。但是和预想中一样，他们都不愿意深入讨论这些问题，认为这是一种忌讳。
这让我想到一家科技公司的CEO，他崇尚科学，迷恋技术，但同时也是风水的信徒。他的办公室里养着风水鱼，一次一个采访者问，“这东西有用吗？”
他微微一笑说，不知道。快速地闪躲了这个问题。但显然，如果他认为没有用，采访者不会看到这些风水鱼。从北京的CBD到安岳农村的胡家大院，风水像一滴显影液，把中国人的矛盾和期望反映了出来。
作家彼得·海斯勒在沿着长城横穿中国的过程里，也遇到过风水先生。
他写道，“风水先生专门测算建筑物和地形之间的关系，试图在自然之物和人造之物之间构建和谐。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他们向许许多多的文化传统发起攻击，斥之为封建迷信，其中就包括宗教、算命以及风水推理。”
尽管时至今日，相关的行当仍旧没有得到恢复，但“人们对风水的信奉已经被证明具有很强的反弹性”。彼得·海斯勒说，这主要是因为“这个行当有利可图”，风水好，就是运程好，所以人们都愿意花钱。
在一个工作日的晚上，我专门去听了一节风水课。主讲人老詹有诸多头衔：
易学研究会秘书长
中医文化非遗传承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伦理学会会员
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
西部精神医学协会会员
他穿一件印有李小龙的旧T恤，短裤，皮拖鞋，年纪五十左右，一副菜市场里随处可见的形象，声音很轻。他的微信名叫“龙隐道人”。
鉴于老詹有一些和医药有关的身份，我想他或许也可以帮人治病。在传统文化领域，风水先生常常担任着医生的角色，就好像彼得·海斯勒在山西遇到的风水先生张宝龙，不仅可以“选择配偶”和“选择坟地”，名片上还写着，可以医治“疑难杂症”。
而在以上所有的标签之外，老詹还有一个我最关心的身份：大学老师。
据说，他在一所大学的国际教育学院，专门教留学生。当然，不是教风水，教中国文学。
“这是我上周在书店打的一卦，预测成都当天会不会下雨。”课程开始，老詹翻出手机，把自己的朋友圈投射到屏幕上。“当时雨都已经要下来了，但卦象显示，一定不会下雨。
果然，我当天晚上在院子里等到十一点，也没有一滴雨落下来。”紧接着，他又展示了一条私人微信，一位高考考生的家长告诉他，孩子已经如愿考上南开大学，多亏老詹打卦，才让他们没有强行去填报其他高考志愿。
上课的过程非常枯燥，我缺乏基础，像直接跳级听课。“山火贲。贲，亨，小利有攸往。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屋子里的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对这些句子毫无反应，而也有一些明显是尖子生的人，能直接就某些问题和老詹展开讨论。
我环视四周，发现还是以中年人为主，女性多过男性，但一些打扮稚嫩可爱的90后女孩的出现，也确实令我颇感意外。
人们说，老詹帮很多权贵看过住宅，调过风水。某个美国公司的中国区总裁，老詹就帮他看过别墅，当时老詹说，“这个入口朝向会让家人经常吵架”。
之后的事情果然应验，这一家人不仅互相吵架，而且和物管吵架，和邻居吵架。后来，他们按照老詹的意见，将这个入口改成保姆通道，在另一个方向重新开门，一切才都回归太平。
只要你生活在中国，这样真假莫测的故事一定会听过很多。
相信道家的人认为，世间万物都有联系，因此会相信房屋朝向会影响到我下个月会不会和物管吵架。那些对此深信不疑的人，比如房怡，就从2003年认识老詹起，大事小情都请他占卜，“100%不敢说，90%吧，这么多年，至少九成都是准的。”
她记得有一年，老詹提醒她赶紧把自己的股票卖出去，大盘将跌，她果断照办，成功躲过了一次股灾。
我本计划和老詹一起，参与一次他的工作，据说他已经告别真正的罗盘，开始使用罗盘App进行测算。但后来我被告知，他最近没有什么相关工作，我也只好作罢。
我忍不住想，这小小的挫折，是不是与我家中哪里的风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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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一个晚上，我和冯宣约在我们常去的一家冷锅鱼。
大学时我们住在同一间寝室，现在他在一家银行工作，专为大客户提供服务。“策划像亲子马术这样的活动，邀请经济学家来讲课，让客户尽量多的来参加。”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
当然，举办这些活动的核心目的，还是吸收存款，销售理财产品。
大客户们的时间更宝贵，参加活动的意愿并不高。“因此策划要更吸引人。”冯宣说，“比如请经济学家来讲课就有很多人参加，他们非常关心经济形势。”
我觉得很有意思，不仅仅是这个话题，还因为我们坐在客单价20元的小店里，评论着有千万存款人群的生活。
“如果你有2000万存款，那你在我们银行就是八百分之一。”他说。我追问，这是指全成都只有800个人有2000万以上的存款吗？“不，”他纠正我，“全四川。”这个数字与我预想中的有不小差距。
国家统计局显示，2018年四川省的总人口是8341万人，那拥有2000万存款的人，只占人群中的0.0009%。“到时候，我们会为你提供管家式的服务。”
当在一家银行的存款到达这个量级，客户与银行的关系会亲密很多。“比如客户会开车到银行找你，跟你说，今天我们家谁过生日，我时间来不及，你帮我准备个蛋糕，下班的时候我来取。那我下午就得出去给他买蛋糕。”类似的事情还有，对于一些大客户的紧急需求，银行有义务24小时配合，冯宣就曾经在早上五点到银行帮客户处理业务，因为客户天亮就要出国。
从冯宣讲述的角度理解，银行可以说真真正正地挡在了富裕家庭消费的对立面。存款越多，他们提供的服务就越好，他们提供这些服务完全是附加的，换句话说，是免费的。客户的钱躺在银行里赚取利息，客户则可以享受银行的管家式服务。而且，当客户把财产分散开，存五家银行，就能得到五份服务，他们还会彼此竞争，这样客户可以得到更多。
“但是你放心，大客户不会占你便宜。他让你买蛋糕，他一定会付钱。这一点和大多数人不一样。”冯宣说。确实，许多人向我佐证了这一点：来自富裕家庭的人，非常清楚所有服务都需要付费。但这并不意味着让他们消费很容易，相反，小到一个眼神都会让你失去一个大客户。
设计师崔钰对我说，她曾陪同一个客户去卖场挑选家具，在一家店，售货员与崔钰相熟，但见有客户在场，便犹豫要不要打招呼。两人之间的眼神接触被敏锐的客户看到，客户立刻拂袖而去，认为她们在合伙算计他。
“一旦失去信任就很难挽回。他们的资源足够多，把你换掉仍然有很多选择。”
当谈到中国富人的共性时，谨慎和多疑是我在过去一个月最常听到的词。他们不会允许自己吃亏和犯错，哪怕只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在他无法判断其真实意义时，他就会想到最坏可能。
和普通人相比，他们反而更怕被差别对待，所以会有人跟我描述，开着劳斯莱斯的客户和停车场收费员砍价，“为什么收这么贵？十块？七块行不行？”
理解中国富人，需要将他们放在历史进程的沙箱中。
发令枪在1978年才鸣响，40年后，他们领先于时代的大多数人，从13亿人口的国家获得机会。这个过程实在艰难，以至于他们的自我保护变成了本能反应。
而当他们富有之后，面子和尊严，更不能让他们接受失败，“如果他们在一件事情上吃亏，会显得自己不够精明。”在为富人提供了近20年服务之后，房怡已经深谙客户的心理，但即便如此，她仍然不免跌跟头。
2018年，一位客户通过房怡购买了价值350万的进口家具，因为个别几件商品有瑕疵，客户不接受修复，坚决要求全部退货，现在官司还在进行中。
在我得到的信息里，富人们比普通人更厌恶失败，他们不喜欢陌生感，一切消费行为最好都有熟人作保。但这样带来的结果，当然就是封闭。
8月末，房怡一家去日本旅行，她报了一个私人定制的旅行团，即便是近如日本，价格也是五万以上。“他们说自己就是这个行业最好的。”房怡说。这也是朋友给她推荐的。我看了那家旅行社的介绍，在网络上查不到任何信息，无法想象，一个在互联网上几乎不存在的旅行社，竟可以通过富人圈层的口碑传播，成为中国最好的旅行社之一。
这让我想起《理性的非理性》中论述的：人们并非像自己愿意承认的那样，能停留在理智的层面来做出每一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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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掌握大笔财富的人相处，人会对数字渐渐失去概念。
当房怡跟我说“350万的家具”，我好像只“嗯”了一声，但实际上，我不知道350万能买到什么样的家具，以及，为什么人要花这么大一笔钱买家具。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可能永远无法理解中国富人。
但换一个角度，我似乎又和他们感到亲近。当他们聊起风水，聊起自己的奋斗史，聊起自己的小心思，聊起自己的饥饿感，都能让我想起一些就在我身边的人，一些把脚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市井泥土中的人。
我曾说，希望自己只带着无知出发，但仍然感到偏见偷偷跟来，其中最大的偏见是，我认为他们是浮在云端的人，有一套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已经和大多数人不同。
但结果正相反。除了比一般人更富有，我没有看到任何与普通人的不同，比如新的思想，新的精神，他们的生活更是完全不像19世纪英国小说里描写到的贵族生活。
我也因此可以确定，至少目前，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的贵族，中国富人，正处在云端与泥土之间。
他们身上的缺点带着一代人的烙印，在许多瞬间，都让我想起自己的长辈与亲人。
这些人共同的特点是，在公共事务面前只关心个人命运，在公开资料面前更相信小道消息，在信息时代面前更信赖熟人推荐，在精神消费面前更加迷恋物质。
他们是封闭而傲慢的，与新鲜的事物几乎脱节，很少付出，很多攫取，从这样的角度看，他们似乎也是需要被打开的下沉市场。
金钱并没有让他们产生根本性的异化，他们追求排场，看重面子，经营家族，锱铢必较，这些传统的中国性格在鲁迅笔下已经写得够多了。
许知远曾经在《彭博商业周刊》的某一期开卷中这样写道：“今天的中国更像是上世纪初的美国。城市化、工业化和商业化是时代的主旋律，技术革命催生社会变革，大众媒体蓬勃兴起，对物质的崇拜、欲望与焦灼困扰着人们，随着它们日益深刻地卷入国际事务，它们对自身的身份寻求也强烈起来，对自身的历史意识也开始觉醒。”我想，这一判断目前仍然是准确的。
在八月短暂跨越阶层的过程里，我时常翻起富兰克林·托克所著的《流水别墅传》。这是一部关于世界上最出名别墅的传记，它恰好就诞生于1938年，一个我所认为的，美国最接近今日之中国的历史时期。书中所记录的美国匹兹堡上流社会，和我所看到的成都富人有诸多相同之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令人熟悉的封闭感，以及在财富积累的道路上一往无前的专注。
但是，我也希望在最后，用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来发出提醒：这栋世界上最著名的别墅，在私人手中只保留了25年。
1963年，它便被捐献给了西宾州环境资源保护部——私人愿意将宝贵资源奉献给公共，这种情况在当代中国似乎绝少发生，因为我们仍处在努力攫取资源的过程里。这个细节说明，到了上世纪中叶，极个别的美国富人已经拥有了看待财富与社会的新视野，而这是中国富人尚在寻找的。
理解美国人这样的行为，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向中国人描绘，中国究竟在国际社会面对着一个怎样的对手，而我们又和他们有怎样的差距。
在未来三十年，这或许是一个比如何传递家族财富更值得中国富人考虑的问题。
文/默尔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