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需要一个释放真实自己的机会。
上个月，蒋方舟发了一条微博：
前段时间跟朋友聊天，说最好能坚持每天写点不发表的日记，没有任何隐喻、缩写、担心被嘲被杠而做的自我阉割，完整诚实地记下自己的想法，就像是一种拉伸的锻炼，让想法不至于随着公共表达空间的萎缩而萎缩。
这种担忧并不仅仅发生在蒋方舟这种公众人物身上。
对于今天的许多年轻人来说，出于省事或维护人设的目的，我们常常会在即将发出动态时又默默删掉，“怕别人觉得矫情。”为了避免在动态发出之后提心吊胆，担心回馈，最好的办法就是干脆不发。
爱默生曾说过，表达，犹如人对性的欲望一样，是人类的基本需要。
周国平在一篇文章中补充道：当然，这里说的表达，是心灵真正经历了孕育之后的行为。有的人似乎也有强烈的表达欲，废话连篇，令人厌烦，这样的表达欲不可譬做性欲，恰当的譬喻是排泄欲。
但不管是有思想的表达（性欲），还是情绪上的表达（排泄欲），都本该是人最正常不过的欲望，但这种欲望放到网路上，似乎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自我审查、自我阉割。
表达欲=矫情？
“怕矫情”是许多人表达自我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阻碍。
在互联网上，“矫情”的红线变得很低，除了本义的强词夺理、故作姿态之外，脆弱、动情、感动、悲伤、怜悯、甚至是激动、快乐……只要是抒发个人的感受，都有可能“显得矫情”。
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暴露在公共空间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几乎所有看到动态的人都可以对你内心深处的东西评头论足，尽管他们可能完全不了解你和你的生活。这种“悲喜不能相通”的困境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弃了本该有的自我表达。
近几年，许多人把自己的QQ空间和人人网封锁了，因为无法面对过去那个“矫情”的自己——什么都要说、什么都要发，太幼稚，太不成熟。
或许还有人记得，我们曾经如此热衷于自我表达，不管是转瞬即逝的情绪，还是深夜里对人生的思考。从“想到”到“说出来”是一个直线式的过程，没有任何弯弯绕绕。
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这种直抒胸臆的安全感就像人人网的衰落一样，逐渐消失了。
渐渐的，有感而发变成了矫情，思考人生变成了矫情。明明是正常的所思所想，但却在发出去之前犹犹豫豫，生怕影响了自己往常理性、成熟的形象。即便发出来了，也要给过去的状态设置一个障碍——半年可见、一个月可见，甚至，三天可见。
这种“拒绝矫情”的舆论环境，成了很多年轻人的困扰。
泡桐是一个很喜欢表达自我的人。她喜欢在闲暇里思考人生，也很喜欢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自己的感受。但当她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矫情”评判他人之后，也逐渐对自己平时发的一些随感产生了怀疑。
“好像相比别人，我的想法是格外多，也格外感性。但是我觉得，只有感受，才能证明我是在有血有肉地活着，我不想放弃那些可以感知的瞬间。但我有时也确实会感到担忧，觉得自己是不是让人觉得矫情。”
泡桐认为，这种对于矫情的批判，有一部分是源自于“慕强心理”。别人不会关心你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有些伤感色彩的），那些细腻的所思所感暗示着人的脆弱，会让许多人情不自禁生出反感。但如果你在网络上发布什么成就或喜讯，点赞量瞬间就上去了。
冰冷，残酷，但这就是现实。成年人的世界里，放在台面上的，没有那么多“无用”的感想和脆弱。没有人会同情你，这会占据别人宝贵的注意力。
当社交网络沦为自我审查的战场
社交网络在发明之初，本身是为了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设计的。如果说，在马化腾创立腾讯QQ的头几年，这个目的暂且还能达成。那么到了近几年，微信逐渐变成了工作的工具之后，其社交功能早已名存实亡。
《群体性孤独》的作者雪莉 · 特克尔认为，在 Facebook 这样的社交网站中，我们貌似以真实身份出现，而实际上却往往在简介上把自己美化成另外的人——我们想要成为的人。
这种情况同样适应于微信朋友圈。相比交友的愿望，更多人目前更迫切的需求是维持好朋友圈的人设，有筛选地进行自我呈现。
微博上的日子更不好过。本身，微博是一个即时的信息流，相比在朋友圈发布一条动态，微博可以更随意、轻快一些。
但随着好友的增多，以及好友背后的不明人群的增多，微博也不安全了。由于其缺乏像微信那样的私密性，任何人都可以没有限制的进入你的个人空间，把你的状态浏览干净。你所发的每一条动态，都有可能被记录和转发。
由此，微博还催生了“视奸”的行为。
“视奸”是大部分人都有过的经验吧：通过蛛丝马迹，摸进他人的主页，了解对方的动态。还要小心翼翼，翘起除食指之外的所有手指，生怕不小心手滑点赞，把自己的“不正当”行径暴露。
被视奸的人设置种种陷阱，比如发布微博故事，等待着跳进坑里的视奸者——当然，相比这种捕猎的快感，他们更厌恶这种被监视的感觉。
在这样的情况下，表达真实的自我不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于是，微博变成了第二个朋友圈，沦为自我审查的战场。
能通过审查的合格内容，往往是积极的、正能量的、有深度的，而不能是消极的、废话连篇的、让人引起不适的。即便是席卷网络的“丧文化”，也必须是抖着机灵的、自我调侃式的。
总而言之，不能真情实感的丧，必须要让别人感受到你在“积极地生活”。
但很显然这是个假象。就像雪莉·克特尔的一个采访对象提到的，互联网使得人们失去了“消极地做自己”的能力。所谓“消极地做自己”，就是不隐藏、不包装，用一种真实的、不加编辑的状态面对他人——就像在网络刚刚成为沟通工具的时候，我们对很多陌生人展示的那样。
所以世界上的负能量一夜之间都从社交网络中消失了。每个人都拥抱太阳，生活中充满歌声与微笑。有时你可能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只有我一个人过得很惨吗？
对一个说真话的空间的需求，就这样产生了。
让步后的表达空间——微博小号
微博小号的诞生，其实早先起源于追星女孩。
据TFBOYS的一位粉丝小杰透露，她最早申请小号是六年前。因为当时三个孩子正处于全网黑的状态，加上不想过度侵占微博好友的注意力——申请小号，也成了她作为饭圈女孩的自我保护。
“我个人认为吧，原先的韩流那一批人回来，带来了全新的追星思维，然后开小号刷idol是很多人到饭圈学到的第一课。就像现在，如果你追不同的明星，也会选择换一个号一样。”
但追星的小号并不等于放飞自我。相反，追星的小号需要更强的自我审查。为了不给偶像招黑，也为了保护自己、避免因饭圈斗争而伤及自身（曾经发生过粉丝因陷入饭圈斗争而被人肉的情况），多数情况下，她会将较为个人的表达设为仅自己可见。
小号的她，更接近于只有一个标签，就是“idol的粉丝”，小号上的一切都始于idol也终于idol。“如果有一天我不喜欢他了，那这个号也会随着一起消失。”
如果说最早注册小号是追星女孩的标配，那么近几年明显可以看到，微博小号已经不仅仅承担了追星的种种功能。
越来越多明星的小号被人扒出，他们在官方的形象之下当然也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自我。许多普通人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小号（甚至不止一个），用来安放自己的“另一面”。
为什么选择微博，而不是匿名社交app？因为注册匿名社交APP，多数还是为了社交，就要承担着被系统推荐给他人的风险。
在微博必须实名制注册之前，每人可以注册很多个小号。
但自从需要绑定手机开始，小号就不那么容易获得了。淘宝贩卖小号的业务由此应运而生。花十几块，你就可以拥有一个注册时间早、且没有任何粉丝的陌生号码，无需再担心有人会通过通讯录查找到你的行踪。
那些无处安放的烦恼、负能量，和不能对人言说的情绪，都会释放在微博小号里。
一般情况下，人们在微博小号里不添加任何好友，仅仅是一个只为个人表达而不为了社交的“黑洞”。不打听别人的微博小号也变成了一种约定俗成。人们需要这样的场合，不再需要承担被熟人观看的压力。
于是，有人把微博小号当做释放秘密的地方：
“希望这个微博是我的一片净土，谁都不要关注我。”
“总会有个地方，藏着秘密。以前是QQ，之后是朋友圈，现在就是微博小号。”
“没有一个社交软件可以包容我的胡言乱语，只有微博小号了。”
有人把小号当做负能量的发泄桶，以及安放自己深夜凌乱情绪的自留地：
“一个人在北京生活，所有事都自己扛着，不知道跟谁倾诉，也不会有人愿意接受负能量，我只能发在微博小号。我没有看起来那么乐观和坚强。”
“晚上总会伤感，在小号上拿出来絮絮叨叨说完可能也就没事儿了。”
还有人把小号当成自己的日记本，真实的生活只能出现在这里：
“大号只能证明自己活着，小号才是真正的生活。”
“微博小号成了我的网络日记本。”
“小号才可以畅所欲言，终于知道了自由的滋味。”
甚至有人觉得，打鸡血也只能小号里打：
“自己看到就好了，被别人看到又会觉得我假、卖惨。”
人们在小号里自我释放，又自我和解。很多人一边说着不喜欢释放负能量，一边又无奈地承认，在心里默默消化所有事情实在太难了。微博小号成为他们情绪的支点，再苦再难，一笔勾销。无需在管旁人的目光，在这里我们关心的只有自己。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社交作为人类普遍需求的同时，其实也成为了压力的来源。从某种意义来说，微博小号是“反社交”的，因为其最根本的需求就是不为人所知——那么为什么不发在日记本里，而要记录在这里呢？
这就要说回我们最初提到的表达欲了。
不管是否想让人看到，向外表达都是一个人的基本需求。相比封闭而又显得有些正式的日记，微博更像是一个人来人往，但又有些空旷的大广场。
你戴着面具，冲着外面低声说话。也许有陌生人路过，会听见你低声说出的话，驻足倾听；也许没有任何人看到。但不重要，因为这种表达欲的释放是安全的。
当然，即便被社交网络逼到需要到微博小号去吐槽，也还不算太糟——至少证明你没有丧失表达的欲望。
而许多人甚至已经彻底将表达欲埋葬，变成了互联网的失语者。
雪桥曾在16年注册过一个微博小号，读中文系的她，以前喜欢在小号上发表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哲思和遐想。
但随着毕业、工作，近两年来，她的小号几近荒芜。她说自己丧失了表达欲，因为已经无法描述出自己的想要表达的感受。
工作带来的压力让她长期处于低落状态，这成为她丧失灵感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她想让自己学会遗忘。“不表达很多细节就可以忘了，这样每一天又是新的一天。”“快乐的事情？好像很少，或者说，很久没有过了。”
“当大人太难了。”她最后总结道。
此外，还有一部分人不表达是因为无法信任网络，比如上文提到的小杰，就曾遇到过在微博发送私密动态被别人截图散播的情况。
“但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我本来就对网络缺乏信任感，还说是这件事真的给我造成了我自己从未思考过的影响。”她很羡慕那种无论如何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想法的人。
就这样，不少人会在感受产生之初就自我阉割。再加上许多媒体在渲染的“成熟=默不作声，自我消化”观念，愿意表达自我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但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L·科塞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曾提到，“冲突通过允许行为的自由表达，而防止了被堵塞的敌意倾向的积累”。压抑自我表达，强行自我消化的结果，只能造成负能量在内心的堵塞。
去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联合发布了《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8）》。
通过调查22669个有效样本，报告发现，不同年龄群体的幸福感均值表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态势。幸福感较低的是“70后”“80后”“90后”，其中“90后”幸福感均值最低，仅4.03。在受访的“90后”眼中，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缺乏宽容、体谅和关心，权力分布不平等。
当下的社交媒体建构、归训着年轻人，如今正值20-30岁大好年华的90后，却陷入了巨大的焦虑之中。
当“快”成为了关键词，每个人都你追我赶的就业、成家、生子时，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去关心体谅他人，甚至是自己的内心。
所以，那些发自内心的感受，会越来越被视作“矫情”而丢进垃圾桶。
但报告的结果，恰恰证明年轻人内心深处并不认同这样的做法。他们其实非常需要彼此之间的包容和体谅，需要更多的柔软相待，需要一个卸下坚强伪装的机会。
“表达欲”没有错，“脆弱”没有错，偶尔的“矫情”不一定就是贬义词。每个人都应该有表达自我和剖析自我的空间，让自己的脆弱和心事自由的绽放。
毕竟，我们太需要一个释放真实自己的机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