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要相信医生。而医生，一直都在准备好相信病人。
杨文医生遇害的事情，大家依然很愤怒。
有人想起鲁迅说的学医救不了中国人，开始刷起国民愚弱的句子。
“从那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也有一些言论，指向了“发生这种事，大家都不想的”。
这件事里医生是受害者，患者是凶手，所以我们的愤怒落在凶手的身上。但愤怒和疑问绝不该仅止于此，医生和患者间为何总有产生极端行为的纠纷，为什么医生和患者常常需要在一线对峙，这个问题就像病房里的大象，不能再视而不见了。
中国医生有多“少”
三年前，世界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的一个报告指出，中国在10年内培养了470万的医学生，但医生总数只增加了75万。
2012年，国内培养了50万名医学毕业生，医学毕业道阻且长，但最终有八成的学生毕业后并没有选择临床执业。
从学医到成为医生，中间流失了不少人才。
在中国，不止人口老龄化，医生也在老龄化。25岁~34岁的医生比例近10年下降了8.7%，而60岁以上的医生比例，从2.5%上升到11.6%。
越来越少的年轻人愿意当医生了。而国内的医护人员的缺口越来越大。
中国的医疗资源紧张到什么程度？
北京协和医院，国内一流医院，年接待患者约226万人，医护人员4千多人。
美国梅奥诊所，美国排名榜首医院，年接待患者约116万，医护人员6万多人。
很多人抱怨，国内看个病，排队两小时甚至凌晨过来排队，结果见到医生以后的问诊时间一般只有短短5分钟，患者不满是正常的。
但在北京的大医院，哪位医生每天不是要给70、80位病人看病的？
80位病人，医生一天八小时连轴转，平摊给每位病人也只有6分钟。这是医生累死、家属不满的死循环。
我国医疗资源仅占世界医疗资源的2%，但人口占22%，相当于1/5的人口去抢分1/50的资源，能挂上号的其实已经算上岸了，仍在水中者无数。
美国医疗费用支出占GDP的17.1%，法国11.5%，日本10.2%，韩国7.4%，这是2014年的数据。
我国从2%，到2014年的5.5%，在去年达到了6.6%。
不要忘了，我国只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常嘲笑发达国家看病速度慢，等见到医生伤口都愈合了，我们是不慢了，但高效率的背后是压榨医生用高强度工作换来的。
高强度下既要好医疗，又要便宜，还要好态度，这是大部分人对医疗的态度，这就有点像下馆子，但实际上放眼各国，这三个里同时能有两就已不容易，医疗资源在哪确实都是稀缺资源。
中国医生有多难？
培养一个医生最短要11年。
本科5年+研究生3年+读博3年，读完出来，已经30岁了。
医学生读研期间，每个月1500工资，等到他们终于毕业，拿到5000块的工资，已经是个30岁的人。
30岁的普通白领，薪资普遍在8k以上，并且拥有六七年行业经验。
2013年，全国有2.5w家医院，其中民营医院占比45%。尽管有超过1w多家民营医院，但其门诊量和住院人数仅占比2.7%和2.5%。
为什么？因为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便宜。
说在中国看病很便宜，没人相信。大家更不愿相信的是，《2017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2017年公立医院仅仅实现收支平衡。
医院没有定价权。别看读了11年书才执业，你上他那挂号去，给你看完也就几块钱，买不了一根糖葫芦。公立医院医生工资低，且要轮值夜班、周末班，24小时待命。
有超过3成的医生一周要工作60个小时以上，几乎所有医生都曾连续工作24小时以上，有半数人曾连续工作超过36小时。
辛苦就罢了，还危险。
互联网不是离猝死最近的地方，医院才是离猝死最近的地方。今年八月，仅在新闻上看到的，两个月内就有8名医生猝死。
除了猝死，伤医事件也频发。
近10年国内有300例伤医事件，从2001年计算，至少50位因伤医事情失去生命。患者家属连基本医学常识都不具备，然后去质疑一个用几乎一半人生去学习的专业医护人员，这是每个医生每天都要面对的。
信息量掌握的巨大鸿沟，反而让医生和患者家属不在一个战壕，医生被质疑用错药，开高价药。
2016年，莱钢医院35岁的青年医生李宝华在值完夜班后被一名患儿父亲砍死。
2016年，一家属因患儿肺炎恶化抢救无效死亡，集结数十人打砸医院儿科病房，并殴打一名怀孕六个月的护士，“我的孩子没了，你的孩子也要一起陪葬”。
学医者，变成拿自己的命去换别人的命。
收入与工时、强度、人身安全的极大不匹配，最终使得医生成为年轻人逃离的职业。
2016年，河北兽医招生分数比医学生分数高出125分。
我不下地狱了，谁爱下谁下。
愿意下地狱的人
愿意下地狱的人，知道地狱并不平安。
媒体采访凶手的姐姐，她提到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矛盾：病人呆在急诊室内20天，家人提出想住院，但是始终住不进去。
因为床位紧张吗？
大家知道，医院的床位一直很紧张。
大家不知道的是，每间医院的医保额度是固定的，不够或者超过就由医院自负盈亏。如果今年接待的医保病人太多，那么医院就要自掏腰包。
最怕的是，如果今年医院接了几台大手术，占用了主要的医保额度，那么在年前再碰见需要重大医保额度的重症病人就会很被动了，因为医院可能会赔钱。
所以像这次95岁的高龄病人，对哪家医院来说都是烫手山芋，大家都不愿意接收，病人辗转各大医院，住院天数也限制在15天内，这种又叫“候鸟病人”。
这就激发了矛盾：哪怕你照常缴纳医保，医保里也有足够的钱，但年底了遇上大病大痛，有时医院可能还是不愿接收，最极端的解决方法是自费才能保证安排住院。
而杨文医生就是这次被放在医疗矛盾最前线的那个人。
国内医患事件不断，医生和家属始终是医患纠纷的对峙第一线，中间没有任何缓冲机制，除了叫一下医院的保安。
医保住院可以报销85%，但门诊要自费累计到一定数额才能报销，报销比例也比住院低，所以住院名额向来紧张。95岁的重症病人，要消耗医院医保额度，治愈后生存质量不高，医保额度有限，院方要在不亏本情况下救人，里面自然有取舍。
所以凶手孙文斌说：“想住院又不让咱们住，医院就想置咱们于死地，让咱们把钱都花在这儿，倾家荡产”。
如果家属不理解，谁来承担家属的怒火？往往就是急诊科、由患者家庭每天接触的医生，纵观很多医患冲突，医生都是转接医保矛盾的背锅人。
最无奈的是，明知家属动了念头，医生仍然束手无策。
同医室医生回忆，早半个多月前，凶手孙文斌就在说了，“我妈要是还不退烧，就把大夫弄死”，大家“每天忍气吞声、胆战心惊”。
针对医闹的口头威胁，很少能做到有什么措施可以让医院或者机构有实质性的介入，直到出现悲剧。而遇上医闹的医生，每天既要面对患者家属，如同被劫持般的救人，还要一边处理巨大的情绪包袱。
在美国从业的医生，必须购买医疗事故保险。有医疗纠纷交给司法和保险。病房外的家属诉求能伸张，病房内的医生知其风险，双方信息不等的矛盾有一个出口。
而在我国，一名医生在医院练习拳击。
然后呢？
凶手的母亲，此时正由被害医生的同事们继续拼尽全力去抢救。
医疗服务这东西，我们说它是商品，好像又过于冷冰，医生其实长期以来是被道德绑架着的工作，妙手仁心、白衣天使、舍己为人。但医生能够做的事情，不过是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说到底，这其实是一份工作。
既有敬业的人，在飞机上吸尿救人；也有卑劣的人，故意开高价药收红包。
这次杨文医生所遭遇的悲剧，最大的破坏力，其实是破坏了信任。
在以前，出租车装保护栏，防止司机被乘客抢劫。后来人们之间有了信任，大家能叫到方便的网约车了；
在以前，交易要面对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后来人们之间有了信任，大家能在网上买东西了，所以马云说自己解决的不是交易问题，解决的是中国的信任问题。
信任可以减少消耗，加快效率，提升体验。
好的医院，往往需要5年到10年以上的经营，才能建立患者的信任。医生和患者如果有信任呢，双方匆匆见上几面，然后双方就可以无条件相信。
我无法想象一个充满猜疑和提防的手术室、医院走廊。
有些医生会对实习生说，不要一个人在办公室背对门坐着；夜里值班要反锁值班室的门。接触生死的人，自然也接触人心。
以前患者不懂，不相信医生。现在医生顾虑，先保全自己，再去救人，这就是信任的高墙。
最近医学界顶级期刊《柳叶刀》首次出了中文版，上面登了一封中国麻醉医生谭文斐写给已去世父亲的信。
谭医生的父亲也是一名优秀的麻醉医生，因为两次不能释怀的手术，父亲受了很多委屈，一夜间双鬓斑白。少年的谭医生曾经暗下决心，高考坚决不报医学院。
但父亲在弥留时对他说，还是希望儿子能当麻醉医生。因为外科离不开麻醉，“麻醉工作风险极高，没有人愿意从事，你是我的儿子，我希望你能勇挑重担”。
值班室里被夺走的不止是人命，夺走的还有信任，信任的离开换来了不安与猜忌，竖起了心中的高墙，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损失。
我们要相信医生。而医生，一直都在准备好相信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