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乡见闻”就跟春节联欢晚会一样，已经成为一种风俗。
2019年农历年前我写了一篇火遍全网的回乡见闻《一个西北五线小城的城乡风貌》，所以今年年前我再写了一篇回乡见闻。
这也让我意识到，每年农历年前后活跃于媒体的“回乡见闻”就跟大年三十晚上的“春节联欢晚会”一样，已经成为一种风俗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参与，你都躲不开。
就在我正准备动笔的时候，今天早晨我看到了群里传着这么一张图片：
这是一张没有下线的约稿邀约，邀约人邀请写手们借着年前这股“回乡见闻热”的东风，毫无下限地编排农村的悲惨故事，以达到吸引眼球赚取流量谋取利益的目的。
联想到前几天热传的一篇所谓的西北乡村教师口述的社会观察，那里面讲了陕甘宁交界处一村庄匪夷所思的一些事情，比如村里一个高高白白的漂亮女人，在家里也化着漂亮的妆，但却公开做着皮肉生意，家里只有一间很不像样的房子，丈夫把嫖客介绍来之后，上三年级的女儿带着弟弟只能去院里玩，有时候这俩孩子还要和妈妈及嫖客躺在同一个炕上过夜。
比如不满13岁的男孩无法无天，给邻居四岁的小姑娘屁股上打了一针啤酒，小姑娘高烧不退全身抽搐，被送去西安急救，小男孩还像没事人一样，他妈妈还买方便面和火腿肠安慰儿子。
我起先对发生这些故事的村庄感到悲哀，随即我开始怀疑故事的真实性，随后我在老乡群求证，陕甘宁交接处的三个县分别是陕西榆林定边县、甘肃庆阳环县和宁夏吴忠盐池县，少数几个回应的老乡说他们没有听说过，感觉他们那里的农村还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让我想起2016年春节《财经》杂志微信公众号推出的那篇回乡见闻《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丨返乡日记》，这样一个大牌正规杂志的公众号，以记者真实署名的方式推出这么一篇回乡见闻，为了增加可信度，还在开头写道：“我要写的故乡杂记却显得些许残酷和悲戚，可惜这并非杜撰虚构，而是真实的写照。”
此文以捏造的匪夷所思的虚假故事瞬间火便全国，这个辽宁丹东的小村庄也因莫须有的农妇组团“约炮”、父亲濒死儿子却用低保金“行乐痛快”、 低保夫妇不顾儿子常年酣战牌桌、媳妇骂婆婆“老不死的东西”等等刺激眼球的罪孽而名扬天下。
后来尽管有辽宁省委宣传部和新华社等部门出面澄清，可是有几个人会在乎真相呢？
农村已经那么难了，写“回乡见闻”的写手们能不能别造谣农村，别抹黑老乡，真心实意地关心老乡的疾苦？
一、一年一度的“回乡见闻”不能总是唱衰农村
人们唱衰农村，也是因为农村确实很“衰”，且越来越“衰”，回乡过年的人们，带着恶意抹黑故乡的毕竟是少数，而带着善意希望反映故乡现实引起社会关注的肯定是多数。
但对故乡形形色色的描述中，“唱衰”是躲不开的语境，因为大多数村庄展现在眼前的就是这个样子，“唱衰”才是实事求是。
可是，每当回到故乡，看到还生活在这里的老老少少，看到他们的日常、他们的笑脸、他们的平和、他们的幸福，我总觉得，不常住在这里的人，总是唱衰这里，总是用自己的解读给这些人增加焦虑，这是不对的，也是残忍的。
我们必须承认，人生有很多种，生活也有很多种，都没有统一的模式，我们不能以大城市充满物质考量的眼光审视农村，不能在这种眼光下居高临下地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什么才是对的？如果我们不能以某种方式改变他们的现状，那就不要增加他们的焦虑，不要打扰他们的平和，这恐怕才是对的。大城市的人每年回故乡一两次，你是匆匆的过客，而老乡们，是必须每天要生活在那里的人，你说那种生活不对，你说愚昧，你说落后，那你能给他们你认为对的生活吗？
如果不能，那么在描述他们生活现状时，还是要给他们希望。有一些人，注定一生都不会进入城市，不仅是年老的农民，还有很多年轻农民，因为一些原因，注定一辈子都会生活在乡村。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怎么让这些人在农村生活得更好，才是我们要考虑的。
谈论农村，离乡进城不应该是唯一正确的语境，我们也应该多考虑，还有什么好办法能让留下的人过上好日子？毕竟，让一部分人留下来，既是这部分人的能力所限，也是我们国家的现实需求，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何况，留在农村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二、农民的养老问题其实也没有那么惨
今年春节我没有回家，而是年前一个多月时把父母接到了长沙我的家里。
在这段日子里，我有了机会和父母聊很多故乡的事情，这是过去25年里我和父母在一起待得最久的一段时间，非常温馨，也让我感到安慰。而76岁的父母却把这次当做最后一次，身体不佳的母亲絮絮叨叨地向我和妻子交代着后事，这让我的内心不时飘过丝丝伤感。
回家的机票早就订好了，正月初五，日子越来越近，分别即在眼前，特别不舍。
或许是人到中年，惶恐增多了的缘故，我早已不再悲悯父母的人生，反而对他们的生活充满羡慕，两位76岁的同龄老人，到目前还能行动自如，还能劳动，一生都没进过医院，虽然父亲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得过几年头晕的病，卧床不起，但最终也渡过劫难，到今天身体比母亲还好。惶恐如我，担心活不到父母这个年龄，担心到了他们这个年龄没有他们健康，渐渐对“身体好才是真的好”这句话有了深刻的理解。
父母来我这里刚十来天时就想回家，城市生活他们不太习惯，不能劳动，没有泥土为伴，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无所事事的日子他们不适应，母亲先是牙疼，后是半边脸半边脑袋疼，头晕，便秘，各种问题都来了，在老家时都还好。
这让我想到了养老的问题。
中国农村为国家赡养着大量的老人，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健康司通报的数据，截至２０１８年底，中国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２.４９亿，占总人口的１７.９％。这些老人中有近六成分布在农村，粗略估计，人数在1.5亿左右。
我父亲说，现在每个月国家给他发的养老金是80多元，具体多少他也搞不清，因为数字经常有微小出入，但大致上这几年都是这么多，一年也就是一千元左右。但因为他生活在农村，也没得过什么大病，依托土地，过正常的生活没有问题。而我呢，其实也没给父母多少钱，反倒是我父母，通过农业生产还能有些结余，年年还能有新存款。
以前我觉得如我父母一样的这群农村老人生活很悲惨，但现在我不这么看，我父母现在待在我家楼上的种种不自在并不比他们在农村幸福多少，他们回到农村，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干点农活才更有活力。生活的质量不只有“钱”这一个衡量维度。
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现状如此，如果1.5亿农村老人都像现在的城市老人一样，就算每人月均领养老金2000元，国家恐怕就得破产。所以，国家现在这种量力而行的农村养老支持，也可以理解。只要健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让生病了的老人能得到及时医治，大部分老人的境况也不会太差。
大城市的人都是工业化时代社会养老的意识，国家发放充足的养老金，老人自己生活，有病了去大医院医治，病危时在ICU躺一段时间，到实在回天无力的时候再放弃。
因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能这样活着的老人只是一部分，而农村老人给我们展现着另外一种生老病死的方式，即传统的方式。随着发达国家社会化养老问题的集体凸显，养老金不够用，国家负担不起，已经成为现实的问题。写本文前我看了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日本纪录片《孤独死》，这部描述日本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短片让人内心很凄凉，那么多贫穷的老人孤零零地等待死亡，那么多老人死了十天半月的没有人知道。看来，谁老了都难，哪个国家的老人都难。
去日本旅游的中国人常常感慨，到处都能碰到忙碌工作着的银发老人，有些老人已经很老了，可是为了养活自己，还得到处打工。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养老金不足的问题都深深困扰着政府。从法国爆发，波及欧洲很多国家的“黄马甲运动”，其起因是法国政府上调燃油税导致油价上涨而引起民众不满，可是马克龙政府宣布取消燃油税上涨后，黄马甲运动非但没有停止，而且规模不断扩大，迄今已持续一年多，并在2019年12月初爆发了25年来最大规模的全国大罢工，罢工的诉求直指马克龙政府推动的退休制度和养老金制度改革。
而中国，正在迅速坠入老龄化社会，很多省份的养老金早已入不敷出，随着老年人寿命延长和年轻人生育率下降，我们国家的社会化养老届时恐怕要比日本还艰难。对于这个全世界都没有解决好的社会化养老难题，中国恐怕也不会在西方的模式上解决的更好。
在这样的前景下，我们再回头审视农村老人的养老，或许这是我们中国未来养老的出路。农村老人低成本低消耗的养老方式是最具有韧性的，是最可持续的，他们目前的养老状态或许对日益工业化的中国未来的养老提供了一种解决方式。
把农村建设好，让更多的老人去农村养老，依托土地，种菜种花，以适量的劳动舒活筋骨，在大自然中愉悦身心，在低消耗中安度晚年，或许是未来解决社会养老这个世界难题的中国出路。我们40年短暂的工业化留给大部分人农村的根，或许与那些发达国家二三百年工业化带来的城乡完全决裂相比，是个很大的优势。
80后，90后老了会是什么样子，谁知道呢？谁是该被嘲笑的，谁又是该被同情的，只有活得足够久、足够老，才能有最终的答案。
村委会干部给我带口信，要我提供一下身份证号码，说是要确定一下我名下的那几亩土地。我很欣慰在老家还有三亩地，听说又是一个30年不变，如果真这样，老了说不定我还可以回家养老去。
今年夏天回村，发现很多长期在外的成功人士都回村里修宅子，已知的是三四个包工头家已经盖好了阔气的二层楼，有一家的小楼距离我家不足百米，我三哥还在那里打了近一年的工。还有几个在外地几十年，混的很不错的邻居，据说都在张罗着落叶归根。
而我岳父这边的湖南农村，这两年好几家亲戚都砌了阔气的乡间别墅，左邻右舍的邻居砌新楼的更多。他们砌房子动辄花费都在五六十万元以上，他们对农村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这也是我反对一味“唱衰”农村的原因，自媒体写手们不要居高临下自作聪明地给农民制造焦虑，让他们在自己新盖的房子里快乐地生活吧。谁都不是神，没有人可以预见未来。
三、建设农村缩小贫富差距的是与非
既然有这么多的老人生活在农村，还有那么多留守儿童，还有那么多年轻人，那么农村就应该协同发展，而不能在那些“唱衰”的论调下任其荒废。从现实来考虑，我们要让这么大数量还在农村生活的人也享受到现代化的电力、通信、交通、自来水等基础设施，也要给他们提供便利的教育和医疗，毕竟，他们也需要正常的生活；从未来考虑，让偌大的农村充满活力，一定比任其荒废对国家更好。
这几年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在通电、通水、通网、通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了大量的资金。回到村里，看到偏远的圪崂里只有几户人家，但水、电、路都通到了这些人家里，单纯从经济投入的角度考虑，这肯定是不划算的。
但是，如果是夏天回到老家，就会看到，有人的地方就有整齐的梯田，就有绿油油的庄稼。而没人的地方，都是荒草丛生。人就是活力，人就是希望，而人也必须要有生活的希望和尊严，这些事不能仅仅从钱的角度来考虑。
从这个角度讲，中央近几年大力推动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系列政策是很有必要的，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面脱贫这一奋斗目标，也是很让人尊重的。
这几年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向农村投了一些钱，这也引起了很多杂音，有说这种投资是浪费的，有觉得不该把富裕地区财政盈余的钱拿去投给贫穷地区的。
我觉得，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未必会是浪费，说浪费，是觉得农村迟早要荒废。投了有可能荒废，也有可能生机勃勃，但什么都不投，一定会荒废，为了一个平衡发展的未来，我们还是积极建设得好。
至于转移支付，改革开放40年，最高峰时每年有近2.9亿农民工去全国各城市打工搞建设，他们按劳动日的具体劳动拿日结工资，不享受任何福利。这些城市享受了农民工的劳动红利，却没有负担农民工的医疗和养老，这在全世界的工业发展史上恐怕都是没有过的。这些农民工把青春留在了城市，老了，回到了乡下，没有拿奉献过的城市一分钱的养老金。如今这些发达起来的城市向农民工的家乡支援一点财政转移支付，恐怕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
其实，对于扶贫脱贫政策目标，最初我的态度也跟网上很多批评的声音一样，不看好，而且觉得激进。可是后来我想，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也不管这项政策在各地的落实情况如何，党中央能提出这样政策，说明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没有忘记穷人，这一点难能可贵。
放眼全球，古今中外，让一部分穷着，始终是一种政治正确，无论古老的伦敦、优雅的巴黎，还是繁华的纽约，穷到无家可归的人到处都是，没有谁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在反映美国著名黑人投资专家克里斯·加德纳（Chris Gardner）真实人生经历的著名励志电影《当幸福来敲门》中，年轻的加德纳带着5岁的儿子奔波在各个无家可归者收容站的情景真实反映了美国旧金山穷人的状况，每到傍晚，每个收容站门口乌央乌央排着的，都是无家可归者。
既然贫富差距和让一部分人穷着是普世价值，我们为什么还要动用那么多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帮扶穷人，力图用“精准扶贫”的政策让穷人脱贫呢？这恐怕既是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和革命情怀，也是领导人的高瞻远瞩。
我们都知道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曾经非常富裕，有些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比如阿根廷。可是现如今的拉丁美洲，危机四伏，甚至满目疮痍。智利因为要给地铁涨相当于人民币3毛钱的价，从而引起了低收入者的不满，进而发展成全国骚乱，到处打砸抢烧，昂贵的地铁也被烧了不少，甚至连预定好在2019年11月和12月召开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气候大会都被逼取消。
拉丁美洲何以从幸福的最高点接连几个“失落的十年”堕落到今天的境况？原因有很多，但贫富差距太大是很重要的原因。巴西经济学家帕夏（EdmarBacha）就把巴西称之为Belinda（Belguim+India），即一小部分繁荣如比利时，但是其他大部分像印度一样落后。
而帕夏的这个比喻其实可以延伸到整个拉美：国家发展不均衡，贫富不均，富人与其他社会阶层脱节，公共设施不足，中产阶级所享受的很多服务都是私营的，是富人专享的，不再与政府产生交集，这些公共服务包括了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的道路、医院、养老等等。
而出自富人阶层的领导集团看不到低收入者面临的困难，很多的政策本身就有盲点，不能兼顾富人和穷人的利益，比如地铁票价涨了几美分，在政策制定者看来无足轻重，可是对穷人来说这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就引起了穷人的骚乱，这是政策制定者没有预料到的。
所以，缩小贫富差距是国家健康发展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还是当今世界那么多国家的社会骚乱，无不在提醒我们，我们这个国家要想一如既往地平稳发展下去，对穷人绝对不能漠视。这就是“精准扶贫”的意义，国家下这么大气力来做这项工作，这其实是雪中送炭，很多时候也是出力难讨好。纵观各国政治家，锦上添花的比比皆是，雪中送炭的又有几人？
相对于对这些政策的冷嘲热讽，我们更应该批评那些为富不仁的人。
2020年刚开年，就接连曝出三个学术领域的奇葩事件，几个大“学者”，有通过用论文吹捧“导师崇高感”和“师娘优美感”而发表核心期刊，以此来作为获得200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的；有把国家核心期刊当成自家儿子画板，发表几十篇儿子的散文和自己所谓的书法作品的；有指导自己的博士生研究自个儿，并亲自坐镇博士论文答辩，且被深挖有多篇自己指导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都是研究自个儿的。
当占据资源身居高位的人杰们缺乏基本的敬畏，失去了心怀天下的情怀，眼里只有权和钱的时候，他们就什么都能干得出。
而当人杰们为了私利放弃下线什么都敢干的时候，资源就会加速集中到他们手上。如果人杰们都这样，普罗大众还怎么活？
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到今天，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二千多年来人们对孔孟之道的尊崇，读书人把气节和荣誉看得比生命都贵重，心怀天下苍生，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达则兼济天下，可以说读书人的情怀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
小人无耻，贻害一方；君子无耻，贻害四方；读书人无耻，贻害天下。
占据高位却不干人事，那活着的价值是什么呢？我并不是要用这样的话语说上面这三位，据说这三位当中有一位有点冤枉，但是学术领域的歪风邪气是普遍存在的，眼里只有钱和名而毫无学术信仰的混子比比皆是。
在老家种地的二哥告诉我，他这些年因为孩子小没出去打工，如果出去打工，再怎么着一年总能存二万元吧。哥哥的话让我的内心滚过浓浓的酸楚，有些人写几篇狗屁文章就能花国家几百万，有些人辛苦劳作一年也赚不到二万，这样的贫富差距，我们不能无视。
三哥前年在当地工地上搬砖头扛水泥忙活了大半年，挣了一万出头，到现在两年了，钱还没拿到。农民挣钱，就是这么难，糟糕的是，这样出苦力赚钱的机会还越来越少了。
四、乡村教育衰败是农村年轻父母最焦虑的事
既然要建设好农村，那就必须要创造条件让愿意回村的年轻人能安居乐业。目前来看，农村教育的衰落是还坚守在农村的年轻人最焦虑的事。
撤点并校，“村小”变成“镇小”，使上学距离变远。这有当年政策的激进，也有现实的无奈，毕竟，孩子是真的变少了，很多村小的规模已经无法构成完整的学校，把孩子集中一点儿，也是势在必行，但希望政府能配置校车。
各级政府不能让镇小学镇中学再衰落，如果坚守农村的年轻人不能在离家几十里的范围内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那就只能被逼进城了，而大量没有生计的农民被逼进城，撂荒了家里的土地，在城里又找不着营生，问题会很严重。按政府的财力，办好几所乡村学校，应该还是有办法的。
比乡村学校教育质量低下更严重的，是农村家庭教育的荒芜。我母亲看着我六岁的儿子说，你们把孩子管得好，不玩手机，咱们村的大小孩子，一见家长拿手机就抢过去，在那上面拨来拨去就是大半天，如果有什么连续播放的电视，一看就是一整天，就没见几个学习的。
我家孩子在城市算放养，根本没有从严管理，从严管理的城市孩子是什么样？去年大年初一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农村孩子啊，你知道现在城市孩子读书有多用功吗？》，乡村的家长可以看看城市家长现在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因为城乡家庭对孩子教育的态度差别太大，这直接导致农村孩子学习的主动性太差，他们两眼一抹黑，看不见前程，不知道学习能干什么，而农村的家长这方面的意识也很淡薄。
“精准扶贫”最该扶的是农村的教育，给下一代希望比给这一代实惠更重要，给农村的孩子插上理想的翅膀比硬件建设更重要。
国家应该给各大学下达任务，并充分调动在校大学生的积极性，让大学与乡村中小学建立起一对一的帮扶，通过一些活动，比如利用寒暑假，通过企业赞助，把乡村中学的学生组织到大学开展一些开拓眼界激发兴趣的活动，或组织大学生去乡村中学开展相关活动，帮助农村家长教育和启发乡村孩子，让他们放下手机拿起课本，充满信心地为美好生活而努力学习。相信这样的活动对城市出生和成长的大学生们了解中国现实也很有帮助。
没有比希望更能激发人斗志的了，给乡村希望，给农民希望，给乡村孩子希望，乡村自然就会好一些，至少衰落得慢一些。
五、改革中的乡村医疗让农民看病越来越难
我父母到我这里的前两天，我们村唯一的村医，也是附近很多个村唯一的村医来长沙参加会议，他早早联系我，而且时间也碰巧，我们约好来我家和我父母一起坐坐的，结果他的日程安排太紧凑，最终我们没能见上面。
这个村医算我们家的远房亲戚，家在很远的地方，前些年来我们村行医，后来新农合政策确定每个村的定点医疗卫生所，他就被定在了我们村，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父母说他这两年闹着要走，因为村里人越来越少，现有的常住人口不能提供给他期望的收入，可是因为各种原因又走不成。
或许是因为相似的原因吧，附近很多个村子都已经没有村医了，就连赶集的街道上，父亲说也只剩下一个诊所和一个药房了，前几年，这个街道上至少有十家诊所。这一方面是因为老中医渐渐凋零，后继无人，另一方面是因为新农合确定了定点医疗，不在指定药房买药就没有报销，于是没有被定点的诊所就只能关门大吉。这造成了农村医疗资源的紧张，也造成了农村传统中医文化的消亡。
我信中医，但我更信西医，对于大城市的人来说，中医没了，好像也没什么要紧。但对于农民来说，中医是一种信仰。
医界人士非常信奉特鲁多留下的名言“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可见医生最重要的作用是安慰和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的土郎中能让农民那么信任，也在情理之中。意识到对中医的信仰和对医生的信任也是疗效的一部分，所以我前两天还带我母亲去看了中医，虽然湘雅的中医开了20盒共400多元西药益生菌，但这也不能让母亲放弃对中医的信仰。
现在十里八村没了中医，农民没了帮助和安慰，生病了就只能要么去市里医院，要么托亲拜友去有村医的地方。去市里医院比较麻烦，农村的留守老人，一些不识字，很多不会坐车，绝大部分在城里医院辨不来东南西北，让他们单独上城看病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儿女们往往在外打工，没人带他们去。
再说了，小病跑到城里这么一折腾，说是有新农合报销，可是车费、挂号费、各种检查费、医生开的过量的药费，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比自己找附近的药房自费看病还花的多，经济不独立的农村老人哪里舍得花这个钱？
相比而言，我们村的乡亲们就幸福很多，因为我们村有村医，而且这个村医还是远近闻名的名医。他的诊所里不但有我们塬上上下几十公里范围内的病人，还有隔壁庆阳市镇原县的患者，远方的患者往往很多人一起坐着农用三轮车赶来看病，有时候当天还回不去，还得在村里找地儿住店。这种情况以前是没有的，可见新农合消灭了医疗多样化之后，农民看病更难了。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乡村医疗，在改革中离救死扶伤越来越远》，现在看来，这个情况还在继续，甚至在加重。
建设好农村，办好乡村教育，维护好乡村医疗，让农村老人安心地养老，让愿意待在农村的年轻人待在农村，保持这个世界的多样性，不以财富为唯一尺度衡量他人的生活和人生，不制造焦虑，不污名抹黑，让每个人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安心地活下去，应该成为我们撰写《回乡见闻》的初心。
希望所有的撰写者，把农民的疾苦放到聚光灯下，不是为了猎奇，也不是为了嘲笑，而是为了给予他们帮助而呼吁关注，这样的底线必须要有。
文：在作文里成长，作者：杨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