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什么明明很愤怒，却又如此容易遗忘？
一、掉出热搜的鲍毓明
这几天微博上真是一瓜未平，一瓜又起，网友们吃得不亦乐乎。
先有罗志祥出轨，后有彭昱畅恋情，现在又是李国庆复仇记。鲍毓明案怎么样了？大家似乎已经不太在意。
热度消退后，只剩下一小拨网友和大V逆流而行，不厌其烦地发微博，想让这起案件的热度能维持得久一点，不甘心它被花边新闻淹没。
可是互联网的记忆能持续多久？
3月24日，网名为May2381的网友通过微博求助，丈夫带着榔头上门袭击，自己和父母被打得头破血流。当时她的这条微博被转发了3.7万次。但1个月后，当她再次为自己的遭遇发声，却只获得了11条转发。
一次次曝光，一次次在登上热搜后逐渐销声匿迹，这似乎成了每一个“热点”的共同命运。
如果没有鲍毓明案的曝光，我都快忘了去年夏天的新城集团董事长猥亵女童案。如果前段时间没有包丽去世的消息，很多人恐怕已经不太记得包丽是谁了。
这些事件都曾得到空前的关注，但最终并没有带来什么大的改变，只不过证明了悲剧在不断重演。然而每一起悲剧的背后，是受害者拼命鼓起的勇气，是无法随着热度褪去而消减的痛苦，和一个个亟待改善的社会问题。
这不得不让书单君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之前明明很愤怒，却又这么容易遗忘？
二、互联网上的遗忘，是一种必然
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下，对热点的遗忘是必然结果。仔细想想，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休息时间想刷会儿微信，刷到一篇推文标题“某小学门口出现无差别杀人犯，震惊100000+人！”，你点开，看到一张血淋淋的图片，图上的马赛克打了跟没打差不多。你看完很难受，气愤地在评论区写下：必须追责！
这时手机屏幕上方弹出一条热搜推送，是一个综艺比赛的最新资讯，有你喜欢的idol。看到她在视频里很搞笑，你被逗乐了。过了一会儿你打开微博，看到关注的博主发了个暖心的故事，你又被戳中泪点，感动得热泪盈眶……
你看，短短几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在愤怒—欢乐—感动这三种激烈的情绪之间无极切换，几乎没有模糊的中间态。
为什么会这样？
人类学家项飚把它归因于“附近的消失”：人们不再关心“附近”，而只关心自己和遥远的世界。
信息的高度发达，让一切距离仿佛都消失了。
媒体会第一时间把各种资讯“喂”到你嘴里，我们可以对任何宏大的事情发表意见，但我们无法和当事人建立常规的关系联结。因为他们离我们太远，因为热点来来回回切换得很快。每一次，我们认识到的都是不同的人。
时间不再是线性的，人们的注意力也被切割得碎片化。我们很容易因为一件事产生道德上的愤怒和同情，但那种情绪很快就又下去了，因为它不能换化为行动。
美国作家尼古拉斯·卡尔的《浅薄》，则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记忆外包。
我们在尽情享受互联网慷慨施舍的过程中，越来越依赖网络信息存储，这会让大脑逐渐变成一个简单的信号处理器，善于遗忘而不善于记忆。而我们的精力越容易分散，也越难以体验同情、怜悯等最具人性特征的微妙情感。
说白了，就是信息爆炸时代，人类正在变得健忘且麻木。
热搜几乎每个小时会更新，新的总是在覆盖旧的，为了追踪热点，有时我会刷一整天的微博。明明看了很多信息，大脑却一片空白，手指划过数条社会时事，内心却没有一点波澜。
大概正因如此，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的最后，向我们所有人发出了一声响亮的拷问：你要做互联网的奴隶，还是主宰者？
现实中，很多大V也确实在呼吁：“不要遗忘鲍毓明案！要持续关注。”每每看到这样的声音，我都会非常感动。但同时我又会想，也许大众来说，遗忘不仅是一种必然，更是一种可以被理解的策略。
毕竟，谁也没有权利胁迫他们发表意见，铭记只能是自己对自己的期许，而不能变成道德绑架。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们之中有人经历了过多感同身受的同情，就很容易陷入疲劳，严重的话还会伤害到自己。
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在写作《南京大屠杀》时，就因为每天面对血淋淋的历史和丑陋的人性，经常气得发抖、失眠、掉发，患上抑郁症。成书7年后，她在自己的车里开枪自杀，年仅36岁。
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替代性创伤”（vicarious traumatization），简称VT。起初，VT是指专业的心理治疗者，因长期接触患者，受到了咨访关系的互动影响，而出现类似病症的现象。也就是说，治疗师本人的心理也受到了创伤。
而在信息爆炸的现在，公众频繁接触一些恶性事件的信息，加上很多媒体热衷于使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和猎奇的描述，所以被消耗了过多情绪，产生“替代性创伤”的症状。
因此，从心理学上来说，遗忘有时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当你感到不适时，完全可以放下手机，选择不看、不听、不关注。毕竟，我们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别人。
三、“记得”的意义
但，总有一些人怎么也不肯忘记。
比如前天，我刷到了一条发表于2009年10月11日的微博：袁学宇，15岁时被劫往山西。父亲袁成两年来一直坚持寻找，其间解救出大量青少年奴工，但自己的儿子却始终未能找回。小宇的奶奶现罹患癌症晚期，渴望见孙子一面。
如今11年过去，小宇仍不知在何处，他的奶奶早已去世，但小宇爸爸的这条信息却没有沉没——因为一个叫@大豆钭江明 的大V，从2009年第一次看到它起，几乎每天都会转发这条微博。
文案从最初的"属实。请转发。请转发。请转发"，变为“每天转发一次”，最后成为了现在的样子：因为他的行动，11年了，这条微博依然会不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转发的次数已经达到了11.5w，人们还在关心那个叫小宇的少年是否还活着。
遗忘是种必然，但如果我们能有意地让自己“记住”，那结果又会怎样？
2005年，因为韩国光州市仁华学校的教师全应燮的举报，外界才第一次得知这所聋哑学校内的罪恶：从2000年开始，校长和十多名老师一直在对住宿的学生实施暴力和性侵，最小的受害者年龄只有七岁。
但令人失望的是，这起案件中的校长、总务主任并未受到法律的严惩，因为没有前科且与被害者家属达成协议而被判缓刑获释。
2008年，女作家孔泳枝得知此事，在深入走访调查后，将其写成小说，于网络连载，点击次数超过1600万，并引起了影视行业的关注。
2011年，一部叫《熔炉》的电影上映了，数百万人因为观看了这部电影，开始在网络上呼吁重启调查光州聋哑学校。
电影上映第6天，迫于舆论压力，光州警方成立专案组重新侦办此案。由于两名性侵教师已过追诉期，网友们要求提高性侵案量刑标准和废除追诉期。电影上映第37天，韩国国会通过了“性侵害防治修正案”，又称“熔炉法案”。
有人说，在韩国，电影改变了法律。
其实这条法案的颁布背后，不止是一部电影，还有数万人的接力。
人们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件事，也不曾放弃追寻正义。
罗翔老师在《圆圈正义》一书里讲过：“建设法治国家，首先就是约束权力，这方面舆论的监督作用功不可没。”
如果民众不用舆论去伸张正义，那么正义就只是一句口号。
我想起柴静在《看见》里写过的一个故事，当时给我印象很深，讲的是一场业主维权风波：有个小区的业委会主任叫雷霞，他和物业公司打赢了官司，让业主们可以少掏过高的物业费，但物业公司不执行法院判决，突然撤走，停电停水。
一批人骂物业，还有另一批人却开始骂雷霞。
这个事儿闹了很久，什么打耳光、下跪、游行、拉标语……那条马路上每天都很喧闹，吵得几乎所有业主都只能参与讨论。终于，小区在第五次业主代表大会后，以600多票对400多票，决定业委会留任，用招标形式重新选择新的物业公司。
这样的结果在很多人看来，徒费了每个人的私人时间和精力，但它唤醒的东西，带来了马路最终的安宁。
所以，如果你问我可不可以不关注公共事件？我会说可以。
但就像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说的，“我原谅他，因为这样我才可以活下去，你们不能原谅他，因为这样其他的女孩才可以活下去。”
所以，不要让鲍毓明撤出热搜。不仅是为恶人伏法，也是为了让这个世界不再出现下一个“李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