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自己认为过得好，没有伤害其他人，就可以。 ——杨丽萍
“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是没一个儿女，所谓活出了自己都是蒙人的。”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在社交软件上发布了一则日常小视频，鲜花配火锅，看起来十分惬意，她绝对想不到自己会因为底下一句网友的评论而上了三天热搜。
杨丽萍有很多个含金量超高的title，比如：中国舞蹈艺术家、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等级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
但此时此刻，62岁、离婚未育，成为了她被攻击的全部理由。不仅开头那个评论被顶到了最高赞，不少网友直接在底下开启了嘲讽模式：
◎ 生不出孩子就是失败。
◎ 还真把自己当孔雀公主了，忘记自己也是个平凡的人了。
◎ 在做艺术家的领域她是成功的，但是在做女人方面她是不完整的。
面对这样啼笑皆非的质疑，杨丽萍老师的回应倒是像本人一样恬淡超脱。但网友们已经为此吵翻了天：
有女星声援，女性不是生育工具，什么年代了还把结婚生娃当成定义一个女人成功与否的标志。
也有网友吐槽，生不生孩子是个人的选择自由，用不着外人指指点点。
当然也有网友表示担忧，这样的闹剧会不会进一步激化矛盾，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
也不能怪网友想太多，翻翻上半年的新闻，关于生不生育的讨论已经屡见不鲜。例如两会期间的热门提案：要不要给未婚单身女性开放辅助生育手段，让冻卵合法化？
为了鼓励生育，地方政府和经济学家们也绞尽了脑汁，比如河南为此修改了计划生育条例，提倡一对夫妻生两个儿女，甚至还有经济学家提出一妻多夫制……而杨丽萍老师底下的这些评论，也是无数女性如今正在面对的舆论压力，催婚、催生……
显然，这场关于生育自由的大讨论背后，或许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人口焦虑。
毕竟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逐年下降的生育率，这是否会导致人口红利的消失？如果说经济发展与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呈负相关，我们会像日本那样进入低生育率社会吗？生育率的低迷，会不会落到经济发展上，最终影响到我们未来的生活品质？
2020年的今天，我们还要反复讨论生育自主权的问题，并不只是想下一个非黑即白的定论，相反，我们想从人口焦虑的角度，在法律、人口学、社会学层面做一些讨论。
一切脱离社会和时代背景关于对错的讨论，都无异于耍流氓
关于生育权的讨论从来都是一个争议性极强的话题，尤其当生育权和公众人物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关于这个话题，因为涉及到道德伦理、人权法律等不同层面的内涵，就注定了从不同的视角分析总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从法律层面看，生育权是一项先于国家和法律发生的基本人权，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是通识，无分性别，无分国界。
要知道，早在1968年联合国国际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就提出生育权是基本人权了。早在197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就将生育权明确写入国际公约了，而我国，是该公约最早的缔约国之一。
因此，从法律的视角分析，“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是没一个儿女”的说法本身就有悖法律，且带有对未生育女性的明显歧视。
一定会有人说生育自主权是关乎夫妻双方的权利，应由夫妻双方共同行使。如果配偶中女方单方行使生育权决定生或者不生，就是对男方生育自主权的侵犯。
对此，我只是觉得没有争辩的价值。套用时下流行的一句话：一切脱离社会和时代背景的关于对错的讨论，都无异于耍流氓。
以我国为例，女性地位提升也才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在封建时期，哪怕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十年，女性生育自主权有被真正地普遍性地尊重过吗？并没有！哪怕社会发展到今天，女性的生育自主权也没有被普遍性地尊重过。
于是，就有了当一小部分女性能够自主决定生育与否时，会遭受群体性的“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是没一个儿女”的嘲讽，会引起极大的争议。
事实上，当配偶双方都要行使生育自主权的时候，总是一个相互妥协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必然有一方要做出更大让步和牺牲，这一方，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女方。所以，在女性的生育权没有得到充分保护之前，更有价值的讨论是怎样更充分地保护女性的生育自主权，而不是去担忧男性被侵犯的生育自主权。至少，目前的社会发展，还没有到需要担忧男性生育自主权的时候。
对于不婚不育的观念，社会舆论不应提倡
一个女人有权选择是否结婚，以及是否生孩子，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对于不婚不育这种观念，社会舆论不宜提倡。
从2017年至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连续三年下降。由于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二孩生育堆积效应减弱以及人们的生育意愿普遍低迷等原因，预计未来十年中国出生人口将会持续减少。
要扭转出生人口不断下降的趋势，首先需要全面放开生育（因为现在还有少数夫妇愿意生三孩、四孩），其次需要在托幼、教育、税收、社保等方面出台对多孩家庭优惠的政策，切实减轻育龄家庭养育孩子的负担。
2019年人口出生率创新中国成立以来新低，一是因为近几年育龄妇女人数平均每年减少约500万人，二是因为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普遍低迷。
根据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2019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二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达到了59.5%，其中二孩占出生人口比例达57%，那么三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只有2.5%。如果统计局给出的上述孩次比例是准确的，那么可以计算出：一孩次比例40.5%，出生人数593万；二孩次比例57%，出生人数835万；三孩及以上孩次比例2.5%，出生人数37万。
由于每个家庭都是生了一孩之后才能生二孩，而且根据目前的生育意愿趋势，生育了一孩的家庭最终可能只有一半会生育二孩，所以在生育状况稳定时，二孩数量大概只有一孩的一半左右。
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假设一孩和三孩及以上出生人数与2019年相同，二孩出生人数为一孩的一半，那么各孩次出生人数共有：593+（593/2）+37=927万，而中国近年来每年死亡人数约有一千万，所以，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中国人口就会进入负增长。
近日网易发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的文章《面对男多女少，应该考虑允许一妻多夫》，文章指出：
根据对他人的作用而言，在男女比例失调的中国情形，应该是有鼓励一妻多夫的理由，没有禁止的理由。
我认为，即使不谈法律和道德问题，允许一妻多夫，也不能有效地解决男多女少的问题。这是因为，如果允许一妻多夫，那么按照男女平等的原则，也应该允许一夫多妻。这样，有钱的男人可以娶多个妻子，从而加剧“剩男”问题。
男多女少的根源，是出生性别比偏高。要使出生性别比恢复正常，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措施：
第一，取消生育限制，因为出生性别比例失衡是重男轻女观念、生育数量限制和胎儿性别鉴定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后果，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
第二，立法禁止对三个月或四个月以上胎儿的堕胎，既能保护胎儿的生命权，也有利于缓解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因为胎儿一般要到四至五个月才能用B超鉴定出性别。
改善生育环境和教育环境比放开计划生育更迫切
当我们强调低生育率时，并不是强调要一股脑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是有弹性的，放开生，谁来生？谁会生？这将带来新的不平衡。
所以，改善生育环境和教育环境远比放开计划生育要迫切得多。
为了提高生育率，世界各国有哪些高招？
① 给予产假、育儿假、男方陪产假等假期保障。
英国产妇享有39周的产假（不分设育儿假）；意大利产妇享有22周的产假和26周的育儿假；德国和日本产妇享有14周的产假和44周的育儿假。爱沙尼亚妇女享有20周产假和146周育儿假，时间最长。法国男性享有11天的男性陪产假，如果是双胎及以上者还会进一步增加至18天陪产假。
② 给予现金补助、税收返还等经济补贴。
法国为一孩生育提供一次性补助941欧元和3岁前每月补助85欧元，此后随着孩子增加而增多。日本为一孩生育提供一次性补助42万日元和12岁前每月补助约1万日元。
③ 完善托幼服务体系。
法国设置了集体托儿所、家庭托幼机构、日托中心、幼儿园等多种托幼服务机构。日本前后三次实行“天使计划”，扩大托幼服务，力争为所有儿童提供全面服务。德国推行“多代屋”计划，鼓励不同家庭、不同年龄的人住在一起，既可以让年轻人帮助老年人做事，还可以让老年人帮助年轻人看孩子。
④ 为女性提供更多就业支持。
各国普遍为女性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为产后女性提供再就业培训，要求企业不得歧视女性等。
⑤ 推动家庭和工作的平衡。
法国企业为员工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和最低工作时间，推广在家工作。日本立法规定，员工孩子3岁以下，可以向公司申请将每天工作时间缩短至6小时；员工有学前儿童，每月加班不得超过24小时，全年加班不得超过150个小时。
⑥ 保障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权利。
法国自2007年非婚生子女数量超过婚生子女，2017年非婚生子女占所有新生儿数量的60%，这与法国在法律和社会层面多方给予非婚生子女平等权利有很大的关系。德国通过立法改革，消除对非婚生子女的法律歧视，为非婚生子女提供从称谓到各种利益的平等权利。
⑦ 加大移民力度。
2000—2015年，移民对北美地区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2%，对大洋洲国家的贡献度为31%。如果没有移民的人口贡献，欧洲2000—2015年间的人口总数就已下降。
至于人口焦虑，或者说劳动力焦虑，这并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中国目前的劳动年龄人口接近9亿，而失业率在5%左右，还有很大的就业缺口，所以我们当下面临的并不是劳动力不足，而是结构性失业问题，想招的人招不到。
这个社会问题恰恰就是教育的不公平和生育环境的不友好所带来的结果。上面两个问题解决了，相信我们可以创造新的人口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