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拥挤的电车的一角里，缩着身子，每晚每晚我的可怜相啊。——石川啄木
去年年末，一部名为《我的事说来话长》的日剧悄悄开播。尽管它没有在中国互联网引起很大的水花，却依然以日式细碎日常抚慰了不少观众。
《我的事说来话长》讲述了年过三十的岸边满的“啃老”生活，他曾经踌躇满志地要开咖啡厅，创业失败后便打消了工作的念头，主要靠母亲的零花钱低欲过活。
这样一种充满了“道德瑕疵”的叙事，却在豆瓣获得了9分的高分，足以说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啃老故事。
十九年前，周星驰在《少林足球》里说，“人如果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分别？”，今天，我们开始怀疑梦想，盘算代价，接受平庸。
是社会更糟了，还是人更堕落了？或者，两者都是？
毫无疑问，我们身处的世界运转速度越来越快。在资本的推波助澜下，我们不仅是被剥削的蝼蚁，更是自我剥削的主体，但却浑然不自知。
在工作压力堆积成山，生存条件并未见好，阶层固化愈发严重的今天，年轻一代的欲望急速收缩、下坠。
不奢望买房，不打算生育，没有存款，把理想放置房间角落，任由它铺满尘埃。
尽管电商们的消费节让生活看起来充盈着丰盛的物欲和购买力，可一次又一次地清空了购物车后，出租屋依旧窄小，加班依旧到深夜，日复一日的生活，难免会蹦出落寞空虚的时刻。
低欲社会就在眼前。当它来临时，我们面对的究竟是什么？
此时此刻，《我的事说来话长》抛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借豆瓣网友@murmur所说，“倘若家里的财产足够支撑基本生活开支，人到底为什么还要工作？”
1. 日本的低欲社会
谈及低欲社会，便无法绕开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滑入了平成大萧条，给如今低欲社会的种种衰败奠定了基础。
著名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在其著作《低欲望社会》中指出，90年代的许多中年人以为房价会上涨而在不动产高价时买房，结果房价没涨，自己的人生却从此陷入偿还高价房贷的无底洞。
受上一辈和全球化社会的影响，当代日本年轻人一方面目睹了房奴的梦魇，一方面不再愿意固定在一个地方。
此外，经济不景气的另一个遗留问题是许多公司习惯聘用大量短期合同工，即日剧中常见的派遣员工。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都只能以非正式员工的身份谋生，他们无福利保障，基本不可能承担房贷。
在《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一书中，三浦展直白地指出了当下日本年轻人的特质——低欲与贫穷。
“下流阶层的出现源于社会的阶层分化。收入的两极分化，导致学习机会以及学习能力的不平等，结果，社会阶层之间互换流动性越来越差，社会阶层分化形成固定化的倾向，同时不同阶层的‘期望差距’也日益扩大，最终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集团而催生了下流阶层。”
三浦展提及的阶层间的“期望差距”铺陈了日本低欲社会的思想背景。对于看不到阶层流动可能性的人们来说，争取资源往上爬成了一件浪费精力的事。
由此可见，老年化社会的危害不仅仅在于劳动力的匮乏，更在于年轻人丧失了生活源动力，继而缺乏创造的想象力。这是导致国家经济和民族文化衰退的根本原因。
我们可以说，一个跷跷板接驳着生存动力和创造力。对于大多数个体来说，生存压力越重，创造力就越贫瘠。
然而，低欲并不代表这些年轻人过得很轻松自在。这更多是在看不到未来，且被其它欲望裹挟后的一种应激反应。
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中还提及了一种“稍贵”消费现象。
最近十年，越来越多商家试图推出“稍贵”的系列产品，例如7-11的“Premium”系列，戴森的无风叶高级吹风机等。尽管大多数人的消费能力并没有提高，人们却依然愿意持续购买这些稍贵，却不是必需的物品。
通过购买一些更高级的产品，人们的生活看起来似乎更好了，然而支付给“稍贵”产品的那部分钱，很可能是人们通过压榨另一些更基础的需求而得来的。由消费主义驱动的物欲也渐渐取替了更宏大的社会建设责任，诸如生育和买房等。
在这种“消费盛况”中，大前研一注意到，日本年轻人的持房率正在大幅降低，而中年人的持房率却在上升。这意味着，年轻人与中年人的阶级差距仍在加剧。
根据2012年度《国土交通白皮书》显示，从1983年到2008年的25年间，30岁至39岁的持房率从53.3%降至39%，不满30岁的持房率也从17.9%降至7.5%……根据总务省家庭开支调查的显示，2012年两人以上的家庭持房率为81.4%。
《低欲望社会》一书还有一个副标题——“丧失大志的时代”。
诸如生育、买房等更宏大的目标，尽管我们并不将它们视作“人生大志”，但这些问题往往牵连着社会的长远发展。也正因为这些目标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力足够大，要实现它们，还需要着眼个体之外的大环境。
诚然，每个人偏好的生活方式不尽相同，生育买房也不应被强制嵌入任何人的生活。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社会的大部分人都呈现出“房子肯定一辈子都买不起”、“没有孩子的人生更好”的意向，那么说明社会环境也多半出现了问题，导致公民无法或不愿承担建设社会的责任。
所以，这些原本的人生和社会“所需”，被什么消解了？
2. 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
一个欲望下沉，没有大志的社会，注定是疲沓的，而倦怠社会的自我剥削，正是吞噬并异化欲望的那个黑洞。
德籍哲学家韩炳哲在其著作《倦怠社会》中指出，“暴力不仅源于否定性，也源于肯定性；不仅来自他者或者外来者，还来自同类......在一个匮乏的时代，人们专注于吸收和同化。而在过剩的时代，问题是如何排斥和拒绝。”
毫无疑问，今天我们身处一个充满无尽可能的时代。这些可能性，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捆绑了我们的生活。
如果你去过日本，也许在地铁里看到过睡相各异的白领。以工作强度闻名世界的日本有不少有趣的社会现象，“Inemuri”，在公共区域打盹儿，就是其一。
诚然，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睡觉不算什么新鲜事，但考虑到日本是一个极度克制，彬彬有礼的民族，一个在扶手电梯上站错位置都会被提醒的国度，在公共场合睡觉却是被大众认可的行为，不免蹊跷。
大众对“Inemuri”的默认，是有毒工作文化深入日本人生活骨髓的一种体现。
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充斥着旺盛的干劲。日本人眼看自己的国家崛起，人人都满怀斗志，愿意为经济发展大干一场，以睡眠换工作，以工作换经济。
就这样，人们争分夺秒地埋头苦干，“好好地睡觉”也就逐渐变成了“我还不够努力”的体现，而在地铁上，公车上，教室里，甚至是会议室里打盹儿，则变成了“我很努力工作”的符号。
这种吊诡的心理，便是韩炳哲所说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剥削的完美体现。
看理想此前在《在“过劳”的路上，我们都停不下来》一文中就谈过，科技的高速发展让现代人陷入了竞争的无底洞——我们害怕生产得不够快，害怕被取代，最终被异化到无法停下。
互联网所带来的便捷拓宽了工作方式，移动办公越来越流行，大多数人的办公地点再也不必局限于一个地点或一台机器。然而，正是这种便捷性异化着现代人。
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尖锐地指出，现代人处于一个关键词为“能够”的“功绩社会”。
过去，在福柯提出的“规训社会”中，人们的行动被“应当”所鞭策，是被动的，而到了当今的“功绩社会”，我们被“能够”驯化，看似占据了主动权，实则被自我束缚。
自我剥削同时伴随着自我厌恶。正如“Inemuri”现象中，日本白领们会对好好地睡上一觉感到羞耻，功绩社会下，当“我”成为了剥削自己的主体，剥削就更看不到尽头。
一幅“乌托邦”式的未来图景正在缓缓展开。在里面，人们辛勤地付出，忘我地工作，自发地压榨，异化成了比机器人更高级的机器人——一台不需要指令便会劳作的机器。
越来越多人活得像这么一台无法喊停的工作机器。他们找不到奔跑的终点，生活焦点逐渐迷失，状态疲软，欲望下沉。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日本年轻一代流行起了一种叫“穷充”的生活方式，意为穷但充实。这部分年轻人的心态是，既然无法改变贫穷，那就凑合着过。
他们对发展亲密关系不感兴趣，每天穿优衣库，吃便利店便当也无妨，至少工作忙碌让生活看起来很充实。忙碌状态证明人还活着，即便这很可能是“碌碌无为”。
当下流社会中的“期望差距”叠加倦怠社会中的“自我剥削”，日本“穷充一族”坠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渊，其可怕之处不在落底的一瞬，在无止尽的跌落过程。
而越来越多年轻人，都坐到了深渊的边缘。
3. 合格的咸鱼
自我剥削的深渊比他者剥削的深渊来得更深邃无光。
如韩炳哲所说，功绩社会所提倡的“你可以”、“你能够”伴随着一种积极的“自由感”，这种剥削因其肯定性而变得更为隐蔽，也更难逃脱。
一种极端的逃离便是阉割工作身份，回归乡村低欲地生活，或者完全依附于家庭成员和伴侣。这些做法听起来犬儒，却可能有用，且在日本越来越成气候。
近年来，许多热门日剧都加入了逃离城市、拒绝工作、啃伴、啃老的人物设定。诸如《约会~恋爱到底是什么？》、《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风平浪静的闲暇》以及《我的事说来话长》都收编了相似的叙事。
啃老，无疑是欲望下沉社会中的一种典型现象。啃老者对提升自身的社会价值不抱任何期待，转而寄生于上一辈累积的生活资本。
不同于现实生活中震惊东亚的日本蛰居一族——他们彻底与社会切断联系，足不出户，靠着父母的零花钱过着亚健康生活——日剧《我的事说来话长》则提供了一个理想化的啃老“范本”。
不少观众称该剧的男主岸边满为“经济适用型啃老”。
一方面，他单身，只维持着以亲人为主的小型社交圈；另一方面，他作息健康，没有过多的物欲，每天早上会给母亲泡上一杯手冲咖啡，偶尔也出门打打零工。
对于自己的人生目标，满也是放弃得彻底——在经营咖啡厅失败后，满意识到他无法把热爱的事业做成理想的模样，将来大概也不会找到一份令自己心动的工作，因此他选择了回家啃老。
当我们谈论啃老时，不仅要看啃老者的心态，还要看被啃老者的状态，而满的母亲恰好有着稳定的收入，足够承担儿子合理的生活需求。这些理想化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满啃老的道德瑕疵。
可以说，满的逃避虽可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也是清醒的。
一条合格的“咸鱼”，并不是想当就能当，因为放下欲望，适时放弃，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法国哲学家勒内·基拉尔曾提出著名的“三角欲望”理论，即在我们和欲望之间，往往还有一个他者作为参照物，诱发了我们的欲望。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欲他人之欲”。
剧中的满，是个出门连手机都不带的人，因为他确信没人会打来电话。他放下了大部分社会身份，只留下亲人关系，因此他也最大限度地摆脱了功绩社会的压榨，免于成功学的洗脑。
不可否认的是，满的故事的确存在道德上的漏洞，但这不妨碍它告诉我们，在“可能性”过载的环境中，人也许更需要断舍离的时刻，去弄清楚什么才是必需的，以及生活的具体目的是什么。
故事的最后，满穿上了久违的西装，把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在家人的鼓励下出门面试。他选择了重新开始，即便家门外的世界依旧摇摇欲坠。
尾声
近日，《人物》采访了28岁就退休的程序员郭宇，引起了话题。这位早早退休搬去日本旅居的青年，勤勤恳恳地在头部互联网公司写代码6年，放弃了晋升机会，决定选择自由。
不少人怀疑他的背景，质疑他的经历，但也有人评论道，郭宇的选择“踩在了时代的痛点上”。
文章的最后，郭宇说：“......我不再追求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因为我只要对自己负责，厉不厉害都无所谓。经由这些年的积累，加上幸运，现在，我终于有了选择。我选择成为一个对自己真实的人。”
我想，大多数的人都难以逃离这汪表面繁荣，内里却在不断下沉的时代沼泽。
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厘清自己的欲望，在该抽身时离开，到重启时又有勇气。
所谓自由，无关地位，无关物质，它关乎我是否清楚我是谁，我在干什么，以及我要到哪里去。
所谓自由，是在混沌中寻找安定，知足常乐。
十元鸡汤，你值得拥有：为了什么在工作呢？为了生存。梦想什么的，用不着那么夸张的东西吧，有个目标就行了，比如发了工资要买什么或者，下次休假去哪里玩，又或者为了谁而工作……
作者：林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