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图书市场。
我们挑选了若干本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找到当年相关的作者或者编辑，请他们讲述每本书的故事。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这是第 8 本
即使过去了 31 年，陈俊年觉得，柏杨批评的那些问题还值得正视。有些有大进步，有些却退步了，有些还新冒出来。
6 月 6 日下午，在陈俊年广州的家中，和他谈起了当年那本超级畅销书——《丑陋的中国人》。
与 31 年前中国刚刚打开国门时相比，现在“中国崛起”是个热点，陈俊年说这个时候“重读《丑陋的中国人》很有必要”。“哪怕我们是世界第一了，动不动要打谁？有了新成就，动不动就说震惊世界？为什么要震惊世界，让世界和我们一起振奋不更好吗？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中国人说到做到。命运使我们走到一起了，人类的素质都要共同提高的。通过相互比较，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既检讨自己的不足，也看到别人的不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也要批判落后丑陋的文化糟粕。”今年 68 岁的陈俊年感慨。
1.
1986 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时任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陈俊年来到了社长王曼的办公室。王曼对陈俊年说，一位香港朋友送了自己一本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看了很受触动。随后，他把这本书交给了陈俊年，叮嘱说：“这本书在海外挺有影响，你先看看怎么样。”
回到家， 37 岁的陈俊年花了“一天一夜”，埋头扎入了《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阅读。在事后的回忆文章中，陈俊年写道：“读得我血沸千度！柏杨的杂文，既犀利地针砭时弊，又独具深邃的历史眼光，旁征博引，鞭辟入里，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在我的阅历中，《丑》书简直像一枚巨磅的思想炸弹，读之如雷轰顶，震慑心魄！”
但在当时，《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尖锐性也让陈俊年“陷入了艰难的抉择”。虽然那时“思想解放运动”对历史和中国有各种反思，但人们更多地从政治路线、党内斗争的角度去认识其产生的背景及成因，并没有如这本书中一样触及国民性问题。陈俊年的思考是：十年“文革”折腾得那么惨烈，难道仅仅是“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我们亿万国民就没有自身的责任吗？“文革”时，多少人都以参加“红卫兵”为荣啊，但匪夷所思的是，待到“四人帮” 一打倒，许多人却都说自己没有参加过。这不是更丑陋么？
“《丑》书是一面来得非常及时的镜子, 明晃晃映照出中国人身上的病症。我坚信这本启蒙式、批判式的书, 一定为读者所急需”，陈俊年在那篇文章中写道。
陈俊年很快将自己对《丑陋的中国人》的读后感和对出版时势的分析，向王曼做了汇报。“这本书不仅应该出, 而且要赶快出！”陈俊年对王曼说道。听完这番汇报，王曼给陈俊年写下一行字——“由陈俊年同志负责决审《丑陋的中国人》”，决定出版此书。
2.
在此之前的 1984 年 9 月 24 日，台湾作家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做了一场名为《丑陋的中国人》的演讲，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以及“不能团结”等，并将原因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的子孙受到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是为“酱缸文化”。
1985 年 8 月，这篇讲稿和另外两场演讲的记录《中国人与酱缸》、《人生文学与历史》，一篇访问稿《正视自己的丑陋面》，以及柏杨的几十篇杂文等结集，编成台湾林白出版社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
书中，柏杨对中国人的“劣根性”猛烈批判，认为“脏、乱、吵，窝里斗！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就成了一头猪！”、“死不认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不得不用很大的努力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喜欢装腔作势，记仇，缺乏包容性，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自傲、自卑，就是没有自尊，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更恐惧独立思考。没有是非、没有标准，只会抽风发飙。最后大家一起和稀泥”等等。
在台湾，《丑陋的中国人》上市一个月即卖出 1.5 万余册。而从 1985 年 8 月初版到 1987 年 2 月，这本书已出到 16 版总发行量达 11 万册。在香港，截至 1986 年 7 月授权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也达到 6 版。
《丑陋的中国人》一下子在港台和海外华人圈畅销，并引起热议。“丑陋”一词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情绪。《柏杨余波》《如何纠正死不认错之病》《从酱缸跳出来》《贱骨头的中国人》《丑陋的王亦令》等批评和反批评文章层出不穷，刊载在洛杉矶《论坛报》、香港《百姓半月刊》《信报》、纽约《华语快报》《北美日报》《华侨日报》、爱荷华《爱荷华大学中国同学会会讯》等媒体上。
“丑陋”这个词也开始流行起来，成为了批判不良现象的代名词。“这个词被激活了。从字典上走到生活里面，对不端的生活方式、态度发动抨击与抵制，成为一种批判的价值指向”，陈俊年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3.
为了让读者早日看到这本书，花城出版社“一路开绿灯”，决定最迟在 1986 年 10 月底发稿。接到任务后，责任编辑叶曙明只花了一个多星期就编好了全书。 10 月底，花城出版社按时发印《丑陋的中国人》。同时，它也开始向全国新华书店发出征订单。当时，一般的征订单反馈往往要半年，最快也要三个月以上，但《丑陋的中国人》征订了一个月，即到了 11 月底，征订总数就达到了 280 万册。
巨大的征订量给陈俊年带来的并不是喜悦，而是惊吓。当时，花城社的畅销书最初最多在 10 万册左右。比如琼瑶的言情小说，初版征订最多只有 10 来万册左右；戴厚英的《人啊，人》最初也只有近 10 万册等等。
回忆起 31 年前的出书过程，陈俊年说：“当年出这个书要很大的勇气， 还要有些策略 。”首先，他选择了叶曙明作为责任编辑。在他看来，叶曙明是位自学成才的青年作家与学者。他高中毕业当知青，回城当工人，因文笔出众，便直接调入花城社当编辑。几年间，他接连参与《花城》杂志、《沈从文文集》、《郁达夫文集》的编辑工作，既潜心于传统文化，又敏感于现代文学，且笔耕勤奋，短篇小说在台湾结集出版，引起轰动，而为人处世，踏实稳重……这些长处，足以担当《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责编。
29 岁的叶曙明看了这本书后，和陈俊年谈了下自己对这本书的看法，“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做责编。“光是这个书名就让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因为那时我们所受的宣传教育，都是中国人如何伟大，中国文化如何优秀，开口闭口都是上下五千年，尽管现实中看到很多丑陋的东西，尤其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人们对文革中暴露出来的人性之恶，记忆犹新。这本书对我而言，不是让我开始反思中国文化，而是让我明白了：你可以如此直率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中国文化和世界上其他文化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入圣超凡的奇异之处，一样有精华有糟粕，这些糟粕不仅存在于书本上，而且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也在不断地腐蚀着我们。如果不警惕这些糟粕，这个民族是不会进步的”，今年 60 岁的叶曙明向《好奇心日报》回忆道。
美术编辑苏家杰设计封面时，上半部分是一张蜘蛛网，下半部分则是在暗红色的背景中，有一尊石狮子。陈俊年提议，石狮子要有经过历史淬火的感觉。两张照片都是由摄影家黄仁达特意拍摄。但“那时还没有电脑，装帧设计全靠手工”，为了达到焚烧过的效果，苏家杰就真的把照片点燃了，然后用玻璃板小心翼翼地压灭。陈俊年还称，相比台湾原版，柏杨“很满意”花城版的封面。
“石狮子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烧过的痕迹可以有多种理解。他真的要点火烧照片，我当时希望烧的面积大一点，明显一点，总是从旁怂恿说：再烧多一点。美编笑着说：再烧石狮子就看不出来了。书出来以后看，烧过的痕迹不太明显，我颇引为遗憾。”叶曙明回忆。
某种意义上，除了希望让读者早日看到这本书，花城社抓紧出版可能也是潜在的竞争所致。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组织，大多数出版社的版权意识并不强，很多书并未得到作者授权就会抢先出版。几乎与花城社同期，湖南文艺出版社也在出版《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不过，陈俊年称，湖南版是“杂文选粹丛书”之一种，有具体的选编者。花城版则几乎是原版出书的。
对于花城社来说， 280 万的征订量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当时，陈俊年怕“树大招风”，迅速采取了三个措施。首先在扉页背面上，花城社醒目地增补一则《出版说明》。《出版说明》称，本书原为台湾林白出版社出版。现删去《正视自己的丑陋面》一文, 并作了若干文字变动, 其余照原版重排。本书作为内部发行, 仅供有关专家、学者及研究人员参考之用。其次，花城社还在书版权页的最后一行, 特意加上带括号的四个小字：（内部发行），加以强调。最后，花城社减少印量至 210 万册，并分两次印刷。
陈俊年回忆，花城版第一次印 80 万册， 20 天内在全国就被抢购一空, 紧接着第二次赶印 130 万册, 一个月内共印 210 万册, 足见当时读者的狂热。甚至还在排印的时候，叶曙明去印刷厂看清样，会发现许多工人边吃午饭边争阅《丑陋的中国人》，甚至被告知，有些工人迫不及待地悄悄捎带样本出去，送给亲朋好友先睹为快。
和花城版一样，湖南版也受到了读者的热捧，在 1986 年底，印量也达到了 90 万。
4.
“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刚刚开始走出文革的阴影，进行改革开放，整个社会充满活力，充满激情，真正有一股自下而上的力量在推动社会前进。‘反思’是那个年代一个很流行的词，对历史反思，对文化反思，对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反思，对一切都要反思，所有价值都要经历一个重建的过程。反思意味着要学会批判，而不仅仅是颂扬。因此，这本书一出版，就掀起传播的热潮，洛阳纸贵，出版界也出现了模仿潮，什么《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法国人》等都出来了”，叶曙明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不过，和在港台、海外的境遇一样，这本书在大陆也受到了诸多批评。当时，《光明日报》（ 1987 年 3 月 1 日第三版）刊发了一篇名为《中国人丑陋吗？——就教于柏杨先生》的文章。这篇文章表达了批判柏杨的观点和立场，后又被多家报刊转载，产生较大的影响。
“当时要批他这本书的人，最反感的就是‘丑陋’两个字。大家第一个反应就‘丑陋’。因为我们一直说，勤劳勇敢伟大智慧的中国人，怎么丑陋呢？他这个是有专指，而且他书里面也讲，勤劳勇敢智慧伟大我们讲了好多年，我写这个丑陋不是来攻击，是我们要正视你门口那个臭鞋阵，你不摆到自己家里边，摆到人家门口去干什么？你要排队上公共汽车，为什么不排？全世界都在排，为什么你不排？为什么插队意识那么强烈？能不能改一改？这是现代文明。这本书有前提，等于我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我今天给你提意见，这并不意味着你没有值得表扬的地方，是这样子的嘛”，陈俊年向《好奇心日报》回忆道。
而《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的畅销，完全归功于文革之后，中国解放思想的大背景，“热闹”而且“宽容”。“没有这样一个社会背景，说‘力主’（出版），我也不敢力呀。突破、突破，就是在貌似不能破的地方突了破。事物往往会在某个貌似偶然的时段发生必然变化。而其中有一种变化，叫突破。这需要把握时机，尽力而为！从字面上来讲，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确实，这本书对我们国家不是攻击性的东西，对我们思想灵魂观念是有震撼的，是我们解放思想提供了另外一方面东西，有助于我们来认识自己。这个也不是平时冲动，那时候还比较年轻。想了很多办法，想了很多事。”陈俊年说。
但是，到了 1987 年，新一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这本书也受到了冲击。
“先是在一个范围不大的会议上，好几位文化界的老人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一位既非在执法部门也非在出版部门负责的人士竟然宣布，谁敢卖《丑陋的中国人》，我就派人去封他的书店！与会者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转载了《编后记》的《书刊导报》编辑部赶紧给订户发出一封信，承认他们这期刊登的文章、消息‘犯了严重错误’，‘为了尽量缩小不良影响’，请读者尽快将该期报纸退回。‘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使人感到事态的严重，预告着一个什么大的政治运动又要来了。作者、出版者、编辑者则变成了等待判决的罪人，湖南的空气更特别紧张。”湖南版《丑陋的中国人》的特约编辑牧惠在《八十年代两起大批判小案》一文中曾经回忆。
当时对湖南版《丑陋的中国人》的处理意见是，立即“停止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刚加印的十几万册书便不能发了。那时，湖南出版界有“三种人”，分别是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女人》和 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全部遭到了批评和封禁。
在广州，陈俊年也有生以来首次也唯一一次为出书而作检讨，受到了批判。 68 岁的陈俊年至今对此记忆犹新。
1987 年春节期间，陈俊年接到通知，“部里已决定在后天上午开批判会”，自己则要“代表社里去检讨”。在去检讨前的“一天两夜”，陈俊年“坐立不安，夜不能寝”。几位同事来家的慰问反而让他感到了“氛围的重压”。当时，妻子还对陈俊年说：“要是为这件事要关你去坐牢的话, 我去给你送监饭。”这让其感动万分。
批判会在广州德政路的一家省委招待所会场内召开。会场里大概七八十人，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一屋子。
当时，广东省委宣传部门的一位处长主持会议。他一上台就说：“《丑陋的中国人》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完全是对中国人, 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一种污蔑。花城出版社是一切向‘钱’看才导致出版这本书。现在根据领导指示召开这个批判会。下面陈俊年同志上来作检讨。”
陈俊年“心里一直紧张得很”，“一路低头走上去”。庆幸的是，会场上没有文革时吓人的口号声，陈俊年的心也“踏实”下来。
检讨中，陈俊年说，他也觉得这本书有偏颇之处，但他认为, 那是因为全书的基调就不是讲“美丽的中国人”，而是讲“丑陋的中国人”，因此它就自然地强调了中国人的弱点与不足。柏杨从来不否定中国人勤劳、勇敢、伟大、智慧，但这都说了几千年了，能不能给他一点时间说一下中国人的丑陋面呢？可不可以让他抨击一下中国人的毛病与短处呢？泱泱大国的国民应当有正视自身不足的勇气吧？接着，他申辩道：至于书中的“中国人”，柏杨声明过，“是广义的，并不专指某一个特定地区，而只指血统”。而那些丑陋的例证，书中也多指台湾、香港及海外的“中国人”，很少涉及内地的“中国人”。我们读一读，比照比照，不也可引以为鉴么？除此之外，陈俊年还检讨了不该一下子就印那么多。对于说是为了“一切向钱看”, 他仍是说了句：要真是那样，我们就印足 280 万册，甚至更多也卖得出去，可我们毕竟主动缩手了等等。
检讨完，便是接连有人上台批判，批其“精神污染”等等。“但客观地总体而论,多数发言者只是例行公事，点到即止，火药味并不那么呛眼呛鼻。此情此景，也足见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其文化环境与氛围，也总是相对宽松与包容的”。但是，批判会之后，花城决定不再版此书。
“因为‘丑陋’这两个字，确实是要有勇气才能说的，也要有底气来说的。它完全不是一种自我攻击，它是一种反省，它是一种觉悟。人都希望有真善美，但人也可能有假恶丑的东西。你要正视。不要人家一说假恶丑，你就说你攻击我了，对我们中华民族是诋毁了。爱国既要爱优美优秀的东西，同时要正视丑陋的东西。这才是我们爱国爱到点子上”，陈俊年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好在半年后风波过去。
1987 年 6 月 27 日，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胡乔木在参观一个“非法出版物”展览时，看到《丑陋的中国人》列入其中。“柏杨说台湾批他的书，大陆也批他的书。对于这类事不要大肆宣传为好。不然，台湾和大陆就一个样了。《丑陋的中国人》这样的书不能说是反动的，但这本书很偏激，我们要注意区别各种情况。本来，柏杨和他的书如何如何，完全是一个可以平等讨论的、属于百家争鸣的问题，如果有地方发表，我们很容易写出一篇有力的驳斥文章”，胡乔木说道。这番话一出，《丑陋的中国人》随即被解禁了。
5.
对于大陆，这也是出版的第一本台湾作家的杂文集。在此之后，台湾的龙应台和李敖也被介绍进来，出版了像《野火集》、《目送》、《北京法源寺》和《李敖回忆录》等作品。和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样，这些书也像一面镜子，让中国人反思了自身和所处的社会。
值得一提的是， 1988 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得到龙应台授权出版其作品《野火集》。在之前，时事出版社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为名出版此书。最终，时事版发行 15 万本，湖南版印量只有 64500 本，两个版本共同影响了当时的大陆读者。《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生了梅毒的母亲》、《幼稚园大学》、《奥威尔的台湾》等文章流传一时。
1988 年 11 月，陈俊年从报纸获悉柏杨夫妇抵达西安探望儿女，也马上坐着火车，带着 3200 元稿费，来到西安，将稿费亲手交给了柏杨。柏杨妻子张香华还送了一本她的诗集《千般是情》给他，最后这本书由陈俊年带回花城出版。在陈俊年的印象中，柏杨是“很有传统文化修养的那种人，还挺斯文的”，张香华则“显得温文尔雅, 一副似水柔肠”。
1998 年和 1999 年，由《书城》和《出版广角》分别组织的“ 20 年（1978－1998）影响最大的 20 本书”和“感动共和国的 50 本书（1949－1999）”读者投票中，《丑陋的中国人》都以高票当选。 2008 年，《南方都市报》评选的“ 30 年 30 本书”，也将《丑陋的中国人》一书选入其中。“只有敢于正视自身丑陋的中国人，才有可能是美丽的，这就是柏杨告诉我们的有关中国人的辨证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本书点燃了一枚反省自身的巨大的炮弹”，入选理由如是说。
“什么时代就会有什么作品。我觉得，都是天时地利人和，水到渠成。当然，这种水到渠成都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推动这个社会前进。这个水，这个浪，所谓时代浪潮，每个人都要推动时代前进，才会走到那一天。”从 1977 年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就进入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陈俊年在广东出版界做了一辈子，出任过广东省出版集团董事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省政协常委、省政协提案委主任、省政府参事等职。
叶曙明则成为了一个作家、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国会现场》《大变局 1911》《重返五四现场》《中国1927·谁主沉浮》《草莽中国》等作品。
对于今年 60 岁的叶曙明而言，相比过去，回过头看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人有钱了，有些人情不自禁地又想重演‘君临万邦，四夷宾服’的老戏码，反思已成了一种奢侈品。所谓‘四夷宾服’，不是服你的文化，而是服你的钱。现在是中国人在全世界炒楼和《中国可以说不》的时代了，如果今天出版《丑陋的中国人》，肯定会被骂为抹黑中国、唱衰中国，甚至会被扣上带路党、美分狗的恶名，‘中国丑陋，你干嘛不滚去美国？’就是这么一回事”，他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而回看当年《丑陋的中国人》的畅销，陈俊年说：“总体上还是，时代大潮，人心所向，不会无缘无故。”
计划刊出的图书文章列表：
《美的历程》（1981）
《宽容》（1985）
《人的现代化》（1985）
《唐山大地震》（1986）
《悲剧的诞生》（1986）
《丑陋的中国人》（1986）
《野火集》（1988）
《数字化生存》（1996）
《中国可以说不》（1996）
《富爸爸，穷爸爸》（2000）
《谁动了我的奶酪？》（2001）
《杰克·韦尔奇自传》（2001）
《中国不高兴》（2009）等
题图为柏杨文物馆和漫画版《丑陋的中国人》 ，来自：pixnet ；亚马逊
来源好奇心日报
